李颕彰律师专栏

无法想像，只是一个“菠萝包”竟能在短短数日之内引发港台两地网上激烈争论。事缘一名台湾夜市商户在社交平台直播期间声称“菠萝包”源自台湾，其后传至香港，并以“香港把菠萝油偷走”形容其历史脉络。

言论曝光后，大批香港网民涌入其店舖的 Google 地图页面留言及评分，争议迅速由直播画面蔓延至网络平台。店主其后数度道歉、澄清及改口，风波却始终未能平息。一场原本寻常的网络直播，最终演变成一场关于文化来源、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公共争论。然而，这场争议真正的焦点从来不是一间店舖，也不是一款食品，而是文化来源应如何被理解与记录。

整场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证据既非情绪宣泄，亦非地域立场，而是“菠萝包”这个名称本身。台湾社会长期以“菠萝”称呼相关水果，“菠萝”则属香港及华南粤语文化圈惯用语汇。若相关食品确实诞生于台湾，其命名理应反映当地语言习惯。从文化史角度而言，词汇往往保存著文化流动与传播的轨迹。一项文化产品可以跨地域流传，但其名称通常会留下诞生地的语言印记。正因如此，“菠萝”与“菠萝”的一字之差，恰恰成为理解其历史来源的重要线索。

当然，指出菠萝包与香港具有深厚关联，并不代表它完全脱离外来影响。事实上，世界上绝大部分重要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不同文明长期交流的结果。菠萝包与西式甜面包之间存在历史联系，部分研究亦曾指出其制作概念与墨西哥甜包存在若干相似之处。然而，受到启发与缺乏原创，从来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吸收、改造与再创造的过程。今天的拉面已不等同古代中国面食，日式咖喱亦不等同印度咖喱。同一种技术、一套工艺甚至一项饮食概念，在进入不同社会后，往往都会被重新塑造，最终形成新的文化成果。文化的价值从来不在于绝对纯粹，而在于能否把外来元素转化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非菠萝包是否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是当一项文化成果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熟之后，人们是否愿意尊重其形成过程。

从现有资料观察，菠萝包之所以被广泛视为香港饮食文化的重要象征，并非出于情感认同，而是建立在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之上。1943年元朗大同老饼家已有菠萝包出炉纪录，这是目前已知最早且较为明确的文献证据之一。其后数十年间，菠萝包持续存在于香港糕饼业体系与茶餐厅文化之中，由街坊面包店逐步发展成具代表性的本地食品。

更重要的是，菠萝包并非长期停留於单一产品阶段，而是在香港社会持续演变。加入厚切牛油的“菠萝油”、利用菠萝包酥皮技术衍生而成的“菠萝叉烧包”，以及各类创新产品相继出现，反映其已形成完整的技艺传承与产品谱系。当一项食品不断衍生出新的形式、新的技艺和新的社会记忆时，它所代表的已不再只是配方本身，而是一整套文化生态。

正因如此，菠萝包逐渐超越饮食范畴，成为香港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频繁出现在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及流行文化之中，与茶餐厅、街坊面包店及城市日常生活共同构成香港独特的文化图景。对许多人而言，菠萝包并不只是一件商品，更是一种共同生活经验的载体。

这种文化地位亦获得制度层面的确认。2014年，特区政府公布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菠萝包制作技艺”以编号5.34列入其中，分类属“传统手工艺”。这项认定并非产权登记，也不意味著香港因此取得排他性的法律权利。其真正意义在于透过制度化整理与历史考证，确认相关技艺已成为本地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由此便引出另一个经常被混淆的问题，即文化交流与文化挪用的区别。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承认来源。一项食品诞生于甲地，传入乙地后经过改良与本土化，最终形成具地方特色的新版本，这是文明发展的正常现象。然而，如果一方面借用既有成果，另一方面却淡化甚至抹去其历史背景，并将原有的发展脉络重新颠倒，问题便不再是文化创新，而是历史叙事的重构。因此，这场争议真正涉及的并非食物本身，而是知识诚信。

尤其在资讯极度发达的今天，文化来源早已不是难以查证的秘密。许多历史资料、新闻报导与公开研究均可透过简单搜寻取得。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历史脉络的忽视所反映的，往往已不只是资讯不足，而是对历史证据的选择性取用。

不过，即使如此，法律能够介入的范围其实相当有限。无论菠萝包、菠萝油还是冻柠茶，其名称、配方与制作方式大多不受传统版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保存的是文化价值，而非创造设立法律垄断。因此，即使有人公开宣称自己才是真正发明者，现有法律亦未必能够提供直接的处理方法。

然而，法律未能够提供直接处理方法，并非等同于历史上的空白。法律处理的是权利归属问题，历史研究追求的则是真实性问题。前者回答谁拥有某项权利，后者回答一件事情究竟如何形成。两者有时重叠，有时截然不同。许多文化成果未必受到法律保护，但这并不意味其历史来源可以被任意改写。

从这个角度看，菠萝包风波其实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提醒。在全球化时代，商品可以跨越国境，技术可以自由流动，文化也会不断融合与重组。然而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历史记忆便越显重要。真正支撑文化身份的，从来不是市场宣传，也不是网络声量，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长期累积下来的共同记忆、社会经验与历史纪录。当人们愿意尊重这些记录时，文化交流才能建立在理解之上，而非建立在遗忘之上。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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