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尘埃落定，年逾八旬的卢拉以约3.58%的得票差距胜出击败对手，完成巴西民主化以来最受瞩目的政治逆转之一。然而，这场选举最值得关注之处，并非传统政党机器的实力，也非电视辩论或主流媒体的议题设定能力，而是数字时代政治动员模式所展现出的巨大影响力。

卢拉靠“绕开社媒”取胜

首轮投票结束后，卢拉阵营一度落后近200万票，外界普遍认为翻盘机会有限。然而短短三星期内，其竞选团队成功将名为“卢拉大军”(Lula’s Army) 的WhatsApp频道迅速发展成覆盖全国的大型数字传播网络。透过人工智能生成影片、网络迷因(Meme)、短讯素材以及点对点转发机制，大量政治讯息得以绕过传统媒体与公开社交平台，直接进入选民手机，在年轻选民群体之中形成强大的传播效应。

然而，巴西个案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於单一技术工具的运用，而在于它揭示了当代政治竞争结构的重大转型。过去政党主要依靠组织动员、媒体曝光及社会网络争取支持。在数字化环境下，数据资源、平台机制与演算法逐渐成为影响公共舆论的重要基础设施。资讯如何流动、何种内容更容易被看见、哪些议题更容易进入公共讨论，已逐渐成为塑造政治认知的重要力量。

这种变化对民主制度构成新的挑战。民主理论长期建立于一项基本假设之上，即公民能够在充分接触资讯的情况下形成独立判断，并透过选票表达意志。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选民接触资讯的方式愈来愈受到平台机制影响。演算法虽然不直接决定政治立场，却可能影响议题排序、资讯曝光与公共讨论焦点。当大量政治讨论转移至数字平台时，资讯分布本身便可能成为影响政治认知的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巴西选举带来的启示早已超越竞选技术层面。选举结束后，巴西最高法院展开涉及外国干预问题的调查，其中包括部分与美国保守派网络相关的资金流向、竞选活动是否涉及境外资源，以及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推荐与广告分发机制是否对不同政治讯息产生不成比例的传播效果。

演算法成外国干预选举新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干预选举的概念本身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人们谈论外部影响时，往往联想到政治献金、外交施压或情报活动等传统手段。但在数字时代，演算法所形成的资讯分配能力，已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结构性权力。它未必需要直接介入政治过程，也无须公开表明立场，只需改变资讯流动方式，便可能对公共讨论产生影响。民主程序是否受到境外力量或平台机制的不当影响，正是当前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从巴西经验回头审视香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随之浮现。当部分以美国为基地的社交媒体平台被质疑可能透过演算法影响资讯可见度与议题传播方向时，特区政府及本地政治团体是否应长期将主要公共传播资源集中于这些平台之上，值得进一步探讨。

过去立法会及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偏低，相关讨论多集中于政治冷感、公民参与下降或社会动员不足等因素。然而，若把巴西案例纳入观察视野，便有必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使官方积极宣传选举、候选人全力争取支持，同时亦存在部分人士倡议冷待选举，不同政治讯息在数字平台上的实际传播效果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

这种差异未必表现为直接审查或内容封锁，更可能存在于推荐机制、搜寻排序、广告分发及演算法权重等不易察觉的技术环节之中。当公众长期依赖特定平台获取资讯时，其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以及形成政治认知与参与意愿的过程，都可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投票率高低除了涉及政治态度与动员能力之外，亦可能与资讯传播结构息息相关。

香港需进一步重视资讯主权

这正是近年资讯主权概念受到愈来愈多关注的重要原因。资讯主权并非单纯涉及言论内容管理，而是关乎一个社会能否掌握自身资讯基础设施的运作能力，以及能否避免公共资讯流通过度依赖外部平台。当公共讨论长期依赖境外企业所拥有及管理的平台时，其论述空间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关企业的商业利益、平台规则、价值取向及法律管辖环境影响。

由此引伸出的政策问题是，香港是否有必要逐步建立更具自主性与多元性的数字传播生态，并鼓励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及政治团体适度增加对国产社交媒体平台的运用。这并非以一种平台取代另一种平台，更非排斥国际平台，而是透过增加资讯传播渠道的多样性，降低公共资讯系统对单一外部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

从国家安全角度而言，这项议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现代国家安全的内涵早已超越传统军事安全、领土安全与经济安全范畴。随着社会运作日益数字化，资讯安全、数据安全及网络安全已逐渐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公共政策资讯、选举讯息及舆论形成过程高度依赖境外平台，而相关机制又缺乏足够透明度时，资讯传播能力本身便可能构成需要关注的风险来源。

因此，提升资讯系统韧性不仅是技术管理问题，更是一项涉及公共治理能力的战略课题。适度增加本地数字基础设施及国产平台的运用，有助丰富传播渠道、分散系统风险，并提升社会应对外部不确定因素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观察，多元化平台生态所追求的并非封闭，而是在开放环境之中保留必要的自主能力与风险管理空间。

动员不能局限于网络空间

除了资讯主权与平台治理问题之外，巴西经验另一项值得重视的启示，在于成功打通数字传播与现实动员之间的转化机制。许多政治团体及网络意见领袖(KOL)往往将流量、触及率与互动数据视为政治影响力的直接体现，然而现实政治远较数据所呈现的复杂。触及不等于认同，认同不等于参与，参与不等于动员，而动员亦未必最终转化为选票。从资讯接收走向政治行动，其间始终存在一道巨大的转化鸿沟。

卢拉阵营之所以能够完成逆转，关键正在于其从未将政治动员局限于网络空间。与部分高度依赖流量逻辑的政治运动不同，卢拉及其支持者在扩大线上传播的同时，亦持续深入大学校园、工会组织及地方社区，透过基层组织工作建立稳定而持久的支持网络。数字平台负责扩大讯息覆盖范围、塑造议题认知及建立情感共鸣。社区组织则负责累积信任、巩固认同并推动具体参与。前者影响认知，后者促成行动。前者凝聚关注，后者转化选票。

正是这种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深度结合，使数字动员最终得以转化为选举动员，推动数以百万计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走进投票站，并将原本停留于手机萤幕上的政治热情转化为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现实力量。这场逆转所证明的，并非演算法足以决定政治走向，而是任何数字优势若无法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组织能力，终究只能停留于短暂声量。资讯优势只有在被有效转化为社会组织能力与公民参与行动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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