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韵僖专栏

大众过往对罪案的印象，往往离不开街头抢劫一类暴力掠夺模式。这类犯罪讲求速战速决，冲突强、被捕风险高。时代转变，在香港以至全球，传统暴力劫案持续减少，取而代之成为主流的，是无孔不入的网络诈骗。

市民“钓鱼”不能取代报警

对骗徒而言，网络诈骗是一门精密计算的不法生意。互联网大大降低接触目标的门槛，一部电子设备，便可同时向大量人士搭讪；相比当面犯案，网上行骗暴露身份、被拘捕的风险低得多。近几年，生成式AI更成为骗徒的得力工具，自动撰写诈骗剧本、制作深度伪造音频影像，大规模铺局，压低每一次行骗的时间成本。只要花数十分钟游说，一旦得手，回报可观。

坊间不时流传一种有趣画面：有市民识破骗局之后，并非即时终止对话，反而继续和骗徒周旋，展开一场“时间消耗战”。这就像反向钓鱼——骗徒本以为自己放下鱼饵等待猎物上钓，殊不知自己才是被拖住的一方。骗徒投入大量心力演绎剧本，最后一无所得。

不过我们必须划清界线：这种和骗徒周旋、消耗对方时间的做法，绝不适合普通市民模仿，更加不能取代正规报警。市民一旦怀疑遇上诈骗，首要做法是立刻停止沟通、保留对话证据，向警方求助，保护个人资料安全。普通人自行拉扯，随时会误堕另一圈套，亦没有合法渠道妥善处理收集到的资讯，风险极高，绝对不适合。

澳大利亚企业用AI反诈骗成果斐然

但这个现象，恰好点破网络诈骗的核心底层逻辑：骗徒最珍贵的资产，正是他们用来搭讪、铺局的时间。诈骗能够持续，关键在于投入的时间，有机会换取金钱回报。如果可以令骗徒耗费大量时间，最后一无所获，这门不法勾当的经济效益，自然会慢慢下降。而海外，已经有团队将这个思路，透过AI系统化落地，成为崭新的反诈方向。

澳大利亚初创企业Apate.ai，正是由澳大利亚悉尼麦觉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网络安全研究团队孵化出来的项目，并获澳大利亚政府科研资助，并非单纯民间自发尝试。团队部署数十万个模拟普通人的AI智能体，设定不同年龄、口音、背景，主动接听诈骗来电、回复诈骗讯息、潜入诈骗群组。它们不会一下子拆穿骗局，而是用自然的对话慢慢拉长沟通，拖住骗徒；同时引导骗徒自动披露收款帐户、加密钱包、恶意网站等情报，整理之后交给合作机构用作封锁、调查。

按照项目公布数据，这些AI已经累计占用骗徒相当于17年的工作时数，收集超过25万条诈骗线索。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电讯商TPG、澳大利亚国家反诈骗中心都是它的客户，银行运用相关情报之后，诈骗损失录得明显回落。

放眼其他国家，这类AI反诈诱饵项目各有侧重。美国多间大学有相关学术原型，以大模型模拟受害者，专门收集长线感情诈骗剧本，大多停留在研究阶段，未有大规模商业化；韩国、欧盟的反诈AI，则多数聚焦被动侦测、跨机构情报互通，标记可疑帐户和网站，较少采用长时间对话拖住骗徒的模式。

香港可“以AI对抗AI”守住安全

这对香港的防骗工作，带来很有价值的启示。现时骗徒善用AI压低行骗成本，我们的防线，亦可以思考“以AI对抗AI”的新路向。重点不是鼓励市民亲自上场和骗徒角力，而是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本港刑事法律的严格框架之下，研究一套受监管、合规的AI诱饵机制。这套机制的价值，不只是浪费骗徒的时间，更重要是提早捕捉新兴诈骗手法、黑户、钓鱼网站等情报，做到前置封锁，抢在骗徒得手之前拦截风险。

打击网络诈骗，从来都不是单一战线的工作。警方追查拘捕、网络平台风险筛查、社区与学校的防骗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构成我们现有的主要防线。香港警方亦已经引入AI技术，主动侦测、下架钓鱼网站，属于以科技对抗科技的一环。而Apate这类海外尝试，为我们打开另一个思考维度：除了事后截骗、冻结帐户，我们能否透过可控的科技工具，令诈骗集团的营运成本增加，压缩他们的获利空间。

暴力抢劫依靠武力，网络诈骗依靠故事同耐心。犯罪模式随科技持续蜕变，我们的防骗思维，亦不能停留在旧框架。认清骗徒背后的成本计算，看懂这场角力战的本质，我们一方面可以教导市民守好自己财产与私隐，另一方面，也可以持续探索更多具前瞻性、合乎香港法律的防骗工具，在科技浪潮之中，守住社会的安全底线。

作者彭韵僖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律师会前会长。

文章仅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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