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出炉后，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谈及全港外墙维修安排时表示，政府将于2026年底前成立全新的“楼宇维修支援及服务局”。该局将提供涵盖验楼、代办招标、评标及施工督促的“一条龙”深度服务，但全流程服务的标准服务费用可能较现时增加数千元。政府统一推动全港楼宇外墙维修，理应凭借更大采购规模取得更强议价能力，而非首先向市民预告“要多付几千元”；局长若只强调前期成本，却未同时交代规模效益、技术减省与长远监管效率，难免令人不安。更根本的是：宏福苑火灾暴露的并非单纯“围标”或“防止围标”那么简单，而是整个政府外判投标模式与工程生态长期积累的结果。若只以“加强监管”回应，恐怕于事无补。

规模效应不是口号
发展局应先做功课

经济学上的“规模效应”并不神秘：当政府统筹全港大量楼宇的验楼、维修与材料采购，理论上确有条件压低单价、摊薄固定成本。当然，现实并非简单算术。全港楼宇楼龄、结构、业权分散程度各异，标准化困难，前期亦涉及验楼、顾问、行政等固定支出。问题不在于承认成本存在，而在于局长有否把“成本—效益”说清楚：多收的数千元，换来的是否更安全、更长效、更公平的维修制度？若答案肯定，便应公开论证；若答案含糊，则“多几千元”只会沦为政治噪音。

发展局作为政策局，有责任在提出收费之前，先做一项扎实的基础研究：全港有多少楼宇、多少外墙面积、多少不同结构类型、现行维修周期与成本分布如何？统一采购与分散招标的成本差异有多大？大学工程学系、本地创科公司、甚至内地成熟的装配式维修技术，各自可减省多少？这些问题并非火箭科学，却需要发展局主动统筹，而非把问题外判给顾问公司后，再以“顾问说要加价”作为政策依据。

善用部门编制专业力量
减少不必要的层层外判

据公开编制资料粗略统计，建筑署与屋宇署合共编制数千人，其中建筑师、工程师、测量师等专业职系数以百计。建筑署长期负责政府建筑物的设计、兴建与保养，内部有大量建筑师与工程师；屋宇署则负责私人楼宇的建筑监管、验楼与执法，同样拥有结构工程师、建筑测量师等专业人手。这些人手受过严格训练，熟悉香港楼宇法例与现实环境，理应是外墙维修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与知识来源。

然而，现行模式却往往将前期研究、验楼、设计、监督层层外判，政府专业职系反而退居“监管外判顾问”的角色。结果是：顾问监管顾问、承建商分判再分判，行政成本叠加，责任链条拉长，市民最终付出更高费用，却未必得到更优质的维修。建筑署内大量建筑师完全有能力落区协助法团与小业主，从技术评估、招标文件、材料选择到工程验收提供直接支援；屋宇署的测量师亦可更主动介入旧区楼宇的风险排序与维修方案建议。这不是要取代私营市场，而是要让公营专业力量在源头承担更多，减少不必要的层层外判。

屋宇署与建筑署应合并
体制改革值得认真研究

更进一步的构想，是将屋宇署与建筑署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楼宇及建筑事务部门。两署职能虽有分工——建筑署偏向政府建筑物的设计兴建与保养，屋宇署偏向私人楼宇监管与执法——但在外墙维修、旧楼安全、建筑标准等议题上，两者知识高度重叠，分拆运作容易造成资源重复、协调成本高昂。合并好处至少有三：其一，统一技术标准与验楼流程，减少部门之间的灰色地带；其二，整合专业人手，按项目需要灵活调配，避免各自为政；其三，对市民与法团提供单一窗口，从验楼、维修方案到资助申请一站式处理，降低沟通成本。

当然，合并涉及公务员编制、职系架构、法定职能转移等复杂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发展局至少应委托大学公共行政与工程管理学者，联同部门内部专业职系，做一项为期数月的可行性研究，公开比较合并前后的行政成本、审批时间、维修质量与市民满意度。与其花数千万元外判给顾问写一份无人落实的报告，不如让本地大学与前线公务员共同设计一套以结果为目标的改革方案。

创科不能仅是点缀
是提升效率的工具

外墙维修涉及多个环节：验楼、风险评估、维修设计、材料选择、施工监督、验收保养。每一个环节都有本地创科公司与大学实验室可以参与的空间。无人机搭载高解像度镜头与热成像，可快速检测外墙裂缝、空鼓、渗水；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可自动标注缺陷位置与严重程度，减少人手目测的误差与时间；建筑信息模拟（BIM）可整合楼宇结构数据，协助制定维修方案；纳米自洁涂料、装配式维修组件等新材料与新工法，可延长外墙寿命、缩短工期。这些技术并非纸上谈兵，本地与内地均有初创企业和大学团队在做，问题是政府有否主动对接、有否提供试点场景。

人工智能提升管治效率，更具体地可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风险排序：利用历史验楼数据、楼龄、地理位置、投诉记录等，以机器学习模型预测哪些楼宇的外墙风险最高，让屋宇署有限人手优先处理高风险个案，而非平均用力。第二，审批加速：AI辅助检查维修方案是否符合建筑标准，可缩短屋宇署审批时间，减少申请人来回补件的行政损耗。第三，采购透明：区块链或数码化投标记录可追溯报价与分判过程，虽然今次问题不仅是围标，但透明化的采购数据有助于从生态层面减少不合理低价与层层分判的诱因。

政府应设立一个由发展局统筹、跨部门参与的“楼宇维修创科试点计划”，公开征集本地创科方案，在若干屋苑或旧区进行为期6至12个月的实地测试，并以节省成本、缩短工期、提升检测准确率等客观指标评估成效。试点成功者纳入政府采购参考名单，失败者亦公开检讨。这才是“创科环境”应有的运作方式，而非停留在政策演辞之中。

问题不在“加强监管”
而在投标与源头问责

必须指出，今次事件并非单纯“围标”或“防止围标”那么简单。围标固然可恶，但若把问题简化为“加强监管”，便是转移视线。真正的问题是整个政府外判投标模式与工程生态长期产生的结果：顾问公司低价中标后再层层分判、政府部门以监管代替直接参与、前期研究与后期执行脱节、专业职系被边缘化为行政程序的一部分。在这种生态下，加强监管只会增加程序、拉长流程、推高成本，却无法触及问题根源。

解决必须从源头做起，而源头就是政府的责任。发展局应带头承担更大的前期研究责任，让建筑署、屋宇署的专业职系直接参与外墙维修的政策设计与项目支援，而非把所有工作外判后再监管外判商。政府问责不是事后追究，而是事前设计一套权责清晰、专业主导、科技支撑的执行体系。局长辞职或官员更替，带出的是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如何区分的问题；市民亦应反思，现行制度究竟卡在哪里——是法例、编制、采购，还是问责文化？若每一次事件后只懂喊“加强监管”，而不去改变监管生态，香港只会在程序主义中空转。

外墙维修不是火箭科学，却是一面镜子，照出政府能否把规模效应、专业人力、科技应用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发展局此刻最需要的，是走出办公室，看看本地大学与创科公司正在做什么，统计一下自己部门有多少专业人手可以落区，认真研究屋宇署与建筑署合并的可行性，并以一项为期数月的目标为本研究，向公众交代：规模采购可减多少？大学与初创可减多少？公务员专业人士直接参与可减多少？合并部门可省多少行政成本？局长若能以数据、试点与时间表回应市民，香港才可能在工程治理上真正进步。否则，“多几千元”只会成为另一句令人反感的政治语言，而“加强监管”四个字亦只会继续成为掩盖源头问责的挡箭牌。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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