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颕灏专栏

2026年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尘埃落定，民主党以“蓝色海啸”之势横扫参众两院。参议院方面，民主党翻转7个共和党议席，以54对44取得控制权；众议院则夺得超过253席，远超过半所需的218席。得克萨斯州自1988年以来首次选出民主党参议员，堪萨斯州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变天”，南卡罗来纳、缅因、北卡、俄亥俄、爱荷华等传统红州亦纷纷失守。这是自小布什第二任期以来最严重的“六年之痒”，被广泛视为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施政的全面否定。

不同政党轮番上台
改不了结构性困局

犹记2024年总统大选，特朗普引用列根的经典名句“Are you better off now than you were four years ago?”——你觉得现在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一语击中选民对拜登时期通胀高企的不满，一举夺回白宫，共和党更同时拿下参众两院，风头一时无两。然而仅仅两年光景，这句话竟成为反噬他自己的政治回力镖。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七成半人口负担不起住房、家庭要在交租与医疗之间挣扎抉择。美国国债于2026年8月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截至11月已逼近40.5万亿，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自二战以来首次突破100%。仅债务利息支出便超过1万亿美元，首次超越国防开支。全美平均油价高达每加仑4.15美元，创下有纪录以来选举日的最高水平。油价飙升很大程度上源于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表面上看，选民通过中期选举“惩罚”执政党以实现制衡。2010年奥巴马遭遇“茶党浪潮”，2018年特朗普首任失去众议院，2022年拜登面对共和党反扑，如今2026年特朗普再度惨败。每一次，评论员都将之解读为选民对执政党的“警告”或“纠正”，仿佛民主制度的自我修复机制运作良好。然而，若我们跳出这个循环往复的选举周期，便会看到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无论哪个政党上台，似乎都无法真正解决困扰美国人民的根本诉求。贫富悬殊持续扩大、中产阶级持续萎缩、医疗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国债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每一届政府上台时都承诺改变，卸任时留下的却是更深的失望。这不是某一个政客或某一个政党的问题，而是整个政制的结构性困局。

放眼大西洋彼岸，欧洲的乱局更加印证了这一判断。法国正经历大规模抗议浪潮，少数派政府疲于奔命，当局不得不部署约七万名警力维持秩序，巴黎、里昂、马赛等主要城市陷入动荡。西班牙将于11月29日举行提前大选，政局前景不明。德国的情况尤为触目，总理默茨的支持率跌至历史低点，仅14%的受访者认为他是合适的领导人。整个欧洲，传统主流政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失去选民的信任。欧洲极右翼的崛起与美国的MAGA运动有着相似的社会土壤：生活成本危机、住房不可负担、年轻一代面临比父辈更差的生活水平、对全球化和建制精英的深切不满。然而，这些欧洲极右翼政客自身又何尝不是面对同样的困局？他们可以批评执政党无能，却同样提不出解决深层经济问题的方案。从法国到德国到西班牙，愤怒的选民不断把执政者赶下台，但新上台者同样无法兑现承诺——因为问题的根源，从来就不在于谁坐在那张椅子上。

梁启超曾道出美国问题
选举民主现存根本悖论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主政制中的选举政治，究竟能否真正回应人民的需求？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早在百多年前便对此有过深刻的思考。他在美国考察八个月后，对这个“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大失所望，在游记中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梁启超的反思并非否定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而是指出政体形式本身不等于良好的治理。他越来越重视政体以外的因素，辛亥前后更开始强调政法好坏不能光看政体，更重要的是道德与实效。这种对“政道”的重视——即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改善人民的生活——比起对“政制”形式的执着，才是衡量治理好坏的根本标准。从政制的角度看，民主与否是看政府有没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但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是看政府能有多大程度回应人民的需求（responsiveness）。

回到当下的现实。欧美多年来过度消费、宽松货币政策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已造成深层的结构性经济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财政纪律、经济结构改革、财富再分配的税务政策，以及对基层的实质援助。但在以选票为导向的民主政制下，任何需要短期牺牲以换取长远利益的政策，几乎注定会因为“不得民心”而胎死腹中。提出紧缩方案的政治家无法当选，能当选的是许诺减税、增加福利、降低油价的政客——即使他们明知这些承诺难以兑现。英国前首相卓慧思的教训殷鉴不远：她试图兑现竞选承诺的减税方案，结果在市场崩盘和民意反弹下仅在任数十天便黯然下台。能赢得选举的未必能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未必能赢得选举——这就是选举民主的根本悖论。

治理应以民为本
政道比政制重要

特朗普在2024年问选民“你现在过得比四年前更好吗？”，这个问题的力量在于它直指政道的核心——人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但问题的讽刺在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这个问题的答案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始终是否定的。选民每隔几年便用选票“惩罚”执政党，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政党身上，结果不过是在两套同样无力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案之间来回摆荡。国债从不曾因为政党轮替而减少，贫富差距从不曾因为换了总统而缩窄，基层的生活从不曾因为一场选举而真正改善。

因此，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哪个政党更好，而是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才能真正以民为本。理想的治理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而非追逐选票的政客，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府去执行那些短期或许不受欢迎但攸关社会长远发展的政策，更需要一套能让决策者为施政成效负责而非仅为选举结果负责的制度安排。无论政体形式如何，能真正做到回应民需、改善民生、带领社会由治及兴的，就是好的政道治理。2026年这场从美国到欧洲的选举风暴，再一次提醒我们：民主的政道，永远比民主的政制更为重要。

作者黄颕灏是元朗区议员，民思政策研究所社区事务总监，环保公司董事。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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