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今天，黄仁勋早已超越一般企业家的身份，成为全球科技产业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人物之一。作为英伟达创办人及行政总裁，他所领导的不仅是一家市值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企业，更是当前全球人工智能运算基础设施的核心供应者。因此，任何围绕其个人的争议，都难以被视为单纯的私人事件。

私事为何成国安公共议题？

近期围绕黄仁勋的私人关系风波迅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许多舆论将焦点集中于婚外情本身，但若仅从道德层面理解整件事件，便容易忽略其真正值得关注之处。问题从来不在于一位科技企业家的感情生活，而在于为何一宗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风波，最终竟演变成涉及企业治理、资本市场、科技竞争以至国家安全的公共议题。这个转变本身，比事件内容更值得深思。

首先，从企业治理角度而言，董事会的介入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对一般企业而言，高层管理人员的私人关系未必属于公司事务。但对于掌握关键技术、重大商业机密及全球供应链资讯的科技巨头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当事件涉及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时，董事会不能只考虑道德评价，更必须评估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资讯披露不足、管理权力失衡或决策独立性受影响等风险。

正因如此，现代企业治理制度要求董事会主动管理风险，而非等待风险变成现实后才作出反应。董事会启动调查，并不代表问题已被证实。相反，这恰恰是制度正常运作的表现。即使最终未发现任何违法或违规行为，董事会仍可透过检讨利益申报制度、调整汇报关系、强化资讯管理安排及完善企业操守守则等方式，向股东及市场证明公司具备充分的风险管理能力。若调查结果显示存在未有披露的利益冲突或影响企业判断的情况，董事会亦有权采取更进一步的治理措施，包括职权调整、高层重组，甚至启动接班规划。

企业理应依靠完善制度运作

这亦引申出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企业究竟是依靠制度运作，还是依靠个人运作。许多人习惯将黄仁勋与马斯克相提并论，认为两人同样是科技产业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人物，亦曾面对不同程度的私人争议。然而，两者背后的治理结构其实存在重要差异。

马斯克之所以能够在多次争议后仍然维持极强的企业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庞大的股权基础。他在特斯拉拥有接近20%股份，本身既是行政总裁，也是实际控制力极强的重要股东。相反，黄仁勋虽然是英伟达创办人及灵魂人物，但其持股比例仅占公司股份约3%至4%。换言之，黄仁勋的影响力主要来自技术能力、领导威信及市场信任，而非股权控制权。

这种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当企业主要依赖创办人的控制权维持稳定时，董事会往往较难对创办人形成有效制衡。但当企业的治理权力主要建基于制度安排时，董事会理论上便拥有更大的独立空间。因此，黄仁勋事件真正提出的问题，并非他是否会重演马斯克式争议，而是当企业利益与领袖形象出现张力时，董事会是否有能力作出独立判断，并维护制度本身的权威。

“企业人格化”现象暗藏隐忧

进一步而言，事件背后亦反映出当代科技产业日益明显的“企业人格化”现象。过去数十年，美国科技产业逐渐形成以企业领袖作为品牌象征的发展模式。人们谈及微软，往往会想到盖茨。谈及苹果，便会想到乔布斯。谈及亚马逊，会想到贝索斯。谈及特斯拉，则会想到马斯克。至于英伟达，黄仁勋几乎已成为公司的代名词。

这种人格化模式固然有助建立品牌形象和市场认同，但同时亦带来代价。当投资者愈来愈依赖对企业家的信任，而非对制度本身的信任时，个人声誉便会逐渐成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企业家的判断、形象甚至私人生活，都可能被市场重新解读为企业风险。于是，原本属于个人的问题，便开始影响公司的价值评估和市场信心。

若说企业人格化反映的是企业与个人之间界线的模糊，那么更深层的现象，则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界线的弱化。在数十年前，即使一家企业出现管理层丑闻，其影响通常局限于商业层面。但今天的英伟达已非一般企业。随着人工智能芯片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资源，英伟达所掌握的不只是产品市场，而是全球运算能力的重要基础设施。

正因如此，英伟达的稳定性已不再只是股东关心的问题，而逐渐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议题。当国家科技竞争力愈来愈依赖少数企业，而少数企业又愈来愈依赖少数领袖人物时，个人、企业与国家三者之间的界线便开始变得模糊。原本属于企业治理的问题，可能被视为产业竞争问题。原本属于产业竞争的问题，又可能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安全概念的适用范围开始持续扩张。过去，国家安全主要涉及军事、情报及国防领域。今天则逐渐涵盖芯片出口、科研合作、人工智能技术、跨境投资、人际网络甚至企业高层的私人关系。当愈来愈多现象被放入国家安全框架下理解时，安全议题便不再只是法律问题，而成为观察政治、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重要视角。

治理不能只靠企业家个人声誉

当然，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一个成熟而可信的安全体系，仍然必须建立于证据、程序及法治之上。若任何猜测都能被包装成安全风险，任何关系都能被视为潜在威胁，任何背景都能被解读为安全隐患，则国家安全很容易由风险管理工具演变为无限扩张的解释框架。长远而言，这不但无助于提升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削弱制度本身的公信力。

从这个角度回看整场风波，婚外情其实只是事件最表层的引爆点。其真正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同时揭示三个相互关联的制度现象：企业价值逐渐依附于少数领袖人物、国家竞争力逐渐集中于少数科技企业，以及国家安全概念逐渐向市场与私人领域延伸。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条。

当企业愈依赖个人，个人问题便愈容易演变为企业问题。当国家愈依赖企业，企业问题又愈容易演变为国家问题。而当企业与国家的利益愈来愈难以分割时，国家安全框架便愈容易进一步扩张至原本属于市场运作与私人生活的领域。

因此，这场风波最终考验的或许并非黄仁勋个人的声誉，而是美国科技体系的制度韧性。当下一次危机出现时，支撑人工智能时代持续发展的，究竟是成熟稳健的治理制度，还是少数传奇企业家的个人信誉。究竟是能够被传承和复制的制度能力，还是难以替代的个人魅力。这不仅是黄仁勋事件留下的问题，更是整个人工智能时代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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