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生死教育十六:看见多元族裔在港善终困境

撰文: 冯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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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豪教授专栏

一名穆斯林病人病情危殆,家属希望亲友到场诵经,并让病人面朝麦加;病人离世后,又盼望尽快为遗体净身、裹布及安排土葬。对家属来说,这些从来不是额外要求,而是送别亲人的一部分。然而,当病人进入公立医院体系,探病限制、病房空间、文件签发、殓房程序等安排,已足以令原本理所当然的告别方式变得困难重重。这并非零星现象。对不少南亚裔及部分东南亚穆斯林家庭而言,晚期照顾从来不只是治疗方案的选择,同时牵涉宗教义务、家庭责任、身体界线与身后安排。

主流制度下的多元族裔善终处境

病人一旦进入生命末期,这些问题往往会迅速浮现,而且难以回避。问题未必出于前线人员缺乏善意,而是现行制度大多依据主流社会的生活经验而形成,对其他宗教与文化脉络的理解和准备始终有限。当制度本身预设了一套相对单一的死亡处理方式,不同背景的家庭进入医疗实况时,便很容易在最脆弱的时候,自己所在意的事情未必能被理解和照顾。

香港公立医院的运作,建基于标准化流程、感染控制、风险管理及行政效率。这套制度自有其必要,亦是在资源紧张、服务量庞大的现实下维持秩序的基本方法。然而,制度愈倚重一致性,对差异的容纳空间往往愈小。对主流家庭而言,这些限制未必特别明显;但对宗教要求较明确、丧葬时序较急迫,或对身体处理有清楚禁忌的多元族裔家庭来说,制度的边界往往会在临终一刻变得格外清晰。

这里牵涉的,并不只是语言障碍,也不只是资讯是否充足。更深一层的差异在于,医疗制度通常把死亡视为一套需要妥善管理的程序,家属却往往把它理解为一个必须依循信仰与其宗教伦理完成的过程。两者未必必然矛盾,但关注所在并不相同。对医院而言,重要的是病情判断、医疗决定、文件处理及遗体安排;对家属而言,更迫切的可能是自己是否已尽本分,病人是否在符合信仰要求的状态下离世,以及死后仪式能否及时完成。当双方所看重的事情并不一致,而制度又缺乏足够的传译与协调机制时,紧张便容易出现。

香港近年谈晚期照顾,多集中于预设照顾计划、病人自主,以及减少无效医疗。这些议题当然重要,但许多相关论述,其实都是建基于较主流的家庭结构、语言能力及死亡观念。当对象转为多元族裔,尤其是宗教实践较深、家庭集体决策色彩较浓的社群时,原有框架未必足以承载其经验。如果制度层面对此缺乏足够意识,所谓“病人为本”便很容易停留在原则层次,而未能真正进入多元文化的临床实践。

临终决策与丧葬安排中的文化拉扯

最常见的张力,往往出现在临终抢救的决定上。部分南亚裔穆斯林家庭对不作心肺复苏术、停止侵入性治疗,或由积极治疗转向舒适照顾,往往抱有较大保留。这不一定表示他们否认病情,也不宜简单理解为不理性或拒绝接受死亡,而是与其生命观及宗教伦理密切相关。对某些家庭而言,生命既为真主所赐,人便不应轻言放弃。当医生基于临床判断认为某些抢救措施已难有实质效益,并建议转向纾缓治疗时,家属未必会把这视为合宜照顾,反而可能感到医疗团队是否过早放弃病人。

困难在于,医护与家属说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同一种语言。医疗团队考虑的是预后、治疗比例、侵入性措施造成的负担,以及如何减少痛苦;家属思量的,却可能是自己是否尽责、会否有违宗教要求、日后又如何向亲友交代。若医疗沟通只停留在风险与效益层面,而未触及背后的伦理顾虑,对话便很容易各说各话。前线人员或会觉得家属坚持抢救并不切实际;家属则可能觉得医护没有真正重视病人的生命。双方一旦失去互信,其后所有与晚期照顾相关的讨论都会变得格外困难。

另一个常被忽略的面向,是身体界线在死后处理中的延续。对一些虔诚穆斯林家庭而言,性别分际并不随死亡而自动失去意义;相反,遗体由谁接触、如何处理,仍然牵涉宗教规范与尊严理解。香港医疗机构在病人生前的身体护理上,一般会较清楚顾及同性别照顾的需要,但在离世后的遗体移送及殓房程序中,相关安排未必总能完全切合家属期望。当制度运作以既定程序和人手配置为先,这些对家属而言极为敏感的界线,便有可能在最脆弱的时刻显得难以安放。

病人离世之后,矛盾往往更加集中。对不少穆斯林家庭来说,遗体应尽快完成净身、包裹与安葬,拖延愈久,家属承受的心理压力便愈大。可是,公营体系自有其固定程序。病人在医院离世后,尚须处理死亡确认、文件签发、遗体移送、死亡登记及殡葬安排;任何一个环节万一碰上非办公时间、周末或公众假期,都可能令程序延后。对没有相关宗教时限的人而言,这或许只是行政上稍慢;对有明确信仰要求的家庭来说,却可能构成实在而沉重的精神负担。他们承受的,不只是失去亲人的哀伤,也包括未能及时完成宗教责任的焦虑。

器官捐赠、病理解剖与遗体完整的问题,也是如此。即使同属一个宗教传统,不同家庭对这些议题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可能很不一样。有人会把器官捐赠理解为助人的善行,也有人更着重死后遗体应保持完整。假若前线人员对此欠缺最基本的理解,便容易把家属的保留视为单纯不合作,而忽略其背后的宗教顾虑与情感秩序。更何况,这些问题往往都在极短时间内出现;如果当下又没有合适的语言支援与文化转译,误解自然更难避免。

让文化谦逊成为切实行动

面对多元文化处境,专业训练过去常强调文化知识与文化敏感度。这些并非无用,至少总比对多元族裔的处境毫无认识为好。不过,如果把文化敏感度理解为记住若干习俗清单,例如某宗教重视土葬、某些社群要求同性护理、某些家庭不接受火化,那么这种认识其实相当有限。任何文化群体内部都存在差异,信仰实践的深浅、世代背景、语言能力、家庭权力关系及教育经验,都会影响一个人如何理解生死议题。假若服务提供者只是凭族群标签推断需要,最后很容易流于概括,甚至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简化。

相比之下,文化谦逊或许是更值得重视的实务取向。它的重点不在于专业人员掌握了多少异文化知识,而在于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未必真正知道对方最在意的是甚么,并在有限的服务情境中,以提问和聆听取代先入为主的判断。对晚期照顾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与其假定某个家庭必然反对某种临床安排,不如直接了解他们对抢救、止痛、身体照顾、宗教陪伴及死后处理究竟有甚么顾虑。与其把家属的急切全然理解为情绪失控,不如先弄清楚,他们是否正担心某些宗教时限,或害怕某些程序触犯禁忌。

文化谦逊的重要之处,也在于它有助重新调整专业关系中的位置。在高度制度化的医疗环境里,医护与社工掌握较多程序知识,也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多元族裔家庭则往往处于较被动的位置,未必熟悉医疗体系的运作方式,其关注亦未必能及时进入制度化沟通之中。若专业人员又过早认定自己已理解对方的文化需要,许多本应被问清楚的事情,反而不会真正被问。文化谦逊无法消除所有制度限制,却至少可以减少因过度自信而产生的误判,也为协商保留必要空间。

助人者应承担文化转译工作

在跨文化晚期照顾中,助人者的角色不应只限于行政协助与程序解说。医务社工、安宁照顾团队及社区支援工作者,往往是多元族裔家庭最有可能接触、也最有机会建立信任的一群专业人员。若能在病情尚未急剧恶化之前介入,协助家庭整理对临终、宗教仪式及身后安排的基本想法,很多后期冲突其实是可以减少的。

更重要的是,助人者可以在制度语言与生活世界之间,承担一种转译工作。所谓转译,并不只是把家属的话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把当中的宗教伦理、情绪压力与家庭责任感,比较准确地带入医疗团队的理解之中。当家属坚持某些安排时,前线未必知道那究竟属于核心信仰要求,还是出于焦虑与愧疚的即时反应。助人者如果能协助分辨其中层次,便较有可能令医护明白,哪些地方需要尽量配合,哪些地方则需要更多说明与支持。

同样地,助人者也需要协助家属理解制度本身的限制。晚期照顾中的许多矛盾,未必是因为医院刻意拒绝,而是涉及病房安全、部门分工、法定程序及资源边界。若家属对此全然陌生,任何未能即时配合的情况,都有可能被理解为冷漠,甚至歧视。助人者在这里的工作,并不是替制度辩护,而是帮助家属在最混乱的时刻理解事情实际如何运作,并在既有框架内寻找仍可调整之处。这种双向转译,对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十分重要。

改善处境须走向具体制度配套

倘若要改善多元族裔在晚期照顾中的处境,终究不能只依赖个别前线人员的经验与善意,而需要较具体的制度配套。首先,相关对话应尽量提早,而不应等到病人在急症室或病房内情况危急时才匆忙展开。对已知属晚期病患的个案,医疗团队在专科门诊、安宁服务或社区跟进期间,便应较有意识地了解病人的主要语言、宗教背景、家庭决策方式,以及对临终和身后安排有否特别关注。这些问题未必能一次就谈清楚,但愈早开始,愈能减轻日后在危急状态下作决定的压力。

其次,语言支援亦不应只停留于一般翻译服务,而应进一步发展为情境化的沟通支援。电话传译对日常查询或基本解说也许足够,但面对病危通知、预设照顾会议、死讯宣告及死后程序解说等高情绪情境,其效果往往有限。如果医疗体系能逐步建立较稳定的双语支援与文化中介网络,尤其是熟悉医疗流程与多元族裔社群的人员,前线在处理这类个案时便不必完全依靠临场摸索。

再者,病房及安宁病房亦可在不影响临床安全的前提下,保留某程度上清晰而有限的弹性。例如,对病危病人的陪伴安排订立较具体的弹性原则;对宗教人士到场祈祷建立清楚指引;对有明确性别护理要求的个案及早作出标示,并尽量配对适合人手。这些安排不可能彻底消除限制,但至少能让前线在处理时有所依循,而不必每一次都从零开始协商。

死亡后程序之间的衔接,也有改善空间。对多元族裔家庭而言,亲人离世后的数小时通常最混乱,也最需要清楚资讯。若是院内能有较明确的处理指引,让前线知道,对有急切宗教需要的个案应如何跟进、哪些文件可优先处理、家属可向哪个部门查询,已能大大减少无谓折腾。制度未必能完全符合所有宗教时限,但至少不应令家属因资讯零碎、部门断裂而承受额外困扰。

此外,社区层面的晚期照顾教育同样不容忽视。香港近年对预设照顾与善终的讨论固然有所增加,但相关资讯仍主要在华人社群中流通。对多元族裔而言,如果缺乏以其惯用语言及熟悉文化语境作出的解说,很多概念便难以真正进入家庭讨论。若果社区安宁服务能与清真寺、多元族裔支援机构及宗教领袖建立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令相关讨论在病情未恶化之前便已有基本铺垫,许多临终时刻的尖锐冲突或可因此减少。

多元族裔的善终困境,并不只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便,也不只是个别前线人员是否友善的问题。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香港现行晚期照顾制度长期以主流经验为中心,对其他生命文化的准备仍然不足。当制度缺乏弹性,差异便容易被视为麻烦;当专业训练欠缺转译能力,宗教需要也容易被理解为不合作。这未必总是出于歧视,但其结果却可能令某些家庭在最需要支援的时刻,被迫在信仰与程序之间反复碰撞。

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不只是如何为多元族裔提供若干额外便利,而是我们究竟如何理解晚期照顾本身。如果善终服务始终按单一文化想像来设计,最终能被完整承接的,便只会是最接近制度预设的一群人。相反,若是制度愿意承认,死亡从来不只可以按一种方式被理解和处理,晚期照顾的讨论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多元。多元族裔家庭并非制度中的例外,而是香港社会本来就有的一部分。能否在临终照顾中看见这一点,也反映了我们对照顾、公平与制度责任的理解,是否已足够成熟。

作者冯志豪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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