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公务员长俸改革——香港可向日本学什么、避什么?

撰文: 思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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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博士

不久前,关注日本事务的评论员张远深在“01论坛”以日本公务员改革为例,批评香港公务员长俸制度是特权,应该迎来日本般的改革。他提到日本曾以“30年过渡期”处理旧制权益,认为香港不应只以“合约精神”回应社会质疑,值得讨论。不过,若要比较日本与香港的体制,不能只看削减了多少待遇或编制,还须分清改革的背景与代价,以及两地制度的根本差异,本文将补充该文未被触及的改革背景与代价。

日本公务员系统人才流失严重

张远深称“(日本)国家公务员从峰值328万人降至274万人”,似乎混淆了“国家公务员”与“地方公务员”。根据日本人事院2026年的数据,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共有约59万人、地方公务员则有约281万人。328万人的高峰似乎是1994年前后地方公务员的规模,约274万人则是2019年前后的地方公务员数。地方人手长期下降,与市町村合并、行政精简及地方职务调整等多重因素有关,可见改革幅度有被夸大的嫌疑。

在笔者看来,比较研究不能脱离可比性,假设我们要谈论的对象只限于港日的精英官僚,那么就应比较香港的政务主任(AO)与日本国家公务员中只有4,500人左右的综合职*,亦要指出个中差异,例如AO是通才,综合职是专才。2012年至2024年每年录用的公务员数目由约25,110人减至18,333人,降幅约27%,2023年春季考试的竞争倍率曾跌至约7.1倍(7.1位申请人中有1个人通过),可知日本公务员系统确实在瘦身,也有在改革。

然而,代价是什么?日本国家公务员综合职考试的数据明确反映改革后,名校学生日趋远离公务员系统。以东京大学出身的合格者人数为例,在2012年有412人,2015年达459人,2024年减至189人,2025年再降至171人。2024年东大出身者占合格者不足一成,与2015年约1/4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东大是日本的顶级学府,以往也是精英官僚的摇篮(注:尤其是20世纪的东大法学部,21世纪开始变为经济学部),故日本政府也认为公务员系统有人才流失现象,为吸引更多人才报考而改革。2026年度春季,东大合格者回升至291人,与春季新增“教养区分”考试(注:一种不考法律、经济等专业科目,而是侧重考查企划立案能力、思考力等“素养”的考试类别,因为备考成本低所以吸引到更多人报考)有关。

那么,为何改革后,高材生不再把中央官厅视为理想出路?薪酬与工时是可以实证讨论的两个因素。2020年日本内阁官房调查约5.1万名霞关国家公务员的“在厅时间”(留在办公室的时间),10月有12%的人在正常工时以外留在机关逾80小时、6%逾100小时;11月的相应比例为11%及5%。但在20多岁、经综合职(旧称I类)考试入职的人员中,逾80小时的比例分别达32%和31%,相当于AO要被狠狠加班。张远深提及“30%公务员每月加班逾80小时”,不知是否混淆了特定年轻精英群体与全体公务员的数据。

日本公务员高压的工作环境亦导致人才流失迹象非常明显。日本内阁官房的统计显示,20多岁综合职公务员的年度离职人数由2013年度的21人升至2019年度的86人——增加了四倍以上。薪酬方面,日本人事院2025年度薪酬调整建议指出,在其法定同类职务、资历及职责比较框架下,国家公务员月薪较民间同类职位低3.62%,因而建议上调月薪及初任薪酬;近期,部分本府省综合职初任月薪已提高至30万日圆(15,000港币左右)以上,跟我们的AO差很远。私人企业的吸引力远比政府大,也就吸走了大量人才。

《东京大学新闻》所整理的2023年度毕业生就业资料显示,在所列企业中,安永策略与咨询有20名东大毕业生入职、埃森哲17人、ABeam咨询13人;三菱UFJ银行则由上一年度的20人减至6人。笔者先前已多次讨论日本名校学生为何倾向于在外企与咨询公司就业,因为他们不想做月薪只有15,000港币的AO。此外,日本2025年全年平均完全失业率约2.5%,有效求人倍率约1.22倍(1人对1.22岗位),反映求职人士有较大选择空间。这些都是日本改革带来的弊端,断不可只谈其成果。

反观香港,2025/26年度AO职位约有13,600份申请,而当年度拟招聘约40名AO,表面上相当于每个名额约340份申请。AO现行入职月薪是日本综合职的四倍,其吸引力不难理解。香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及2003年沙士期间均经历失业率急升,2003年高峰曾达8.5%,现存社会学研究也有探讨此类情况下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会剧增,在此不赘述。毋容置疑,日本霞关正面对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挑战,参考其经验时,其公务员改革的后遗症必须被重视。

泡沫经济破裂逼迫日本政府瘦身

日本的公务员系统改革有其历史条件。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财政压力上升,1980年代行政改革成为重要议程。1996年11月,桥本龙太郎政府设立行政改革会议;1997年12月提出最终报告,为2001年中央省厅重组为“一府十二省厅”奠定基础。其间的泡沫经济破裂、金融机构危机及公众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均加强改革压力。这是一个历经多个阶段、不同首相推进的过程,很难说是日本有系统地、积极地用30年去削减公务员长粮。对笔者来说,这并不是值得称道的事。

反观香港的改革背景,香港确实面临财政赤字,目前政府的说法是明年本地经济表现会很好,而民间目前有很多抱怨体感经济比较差的声音。然而,无论持何种观点,都应该承认香港目前的经济情况,相比起当时因泡沫爆破遂不得不进行公务员系统瘦身的日本有很大的差别。

日本确实有持续调整国家行政机关等编制,但其中涉及一些容易误导外行人的“数字游戏”。2014年7月25日内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机构及定员管理方针》,订出每年度推动相当于2%定员合理化、五年10%的目标。但所谓“合理化”涉及职位调整、资源重配等,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国家公务员实有人数每年净减2%。例如“合理化”也涉及削减特殊法人(注:依据特别法设立、承担公共任务的法人机构),也涉及撤并、民营化或治理结构调整,但削减特殊法人的数字显然不能一概等同于中央省厅裁员。

香港的公务员系统在经历改革。举例来说,港府已在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在2026/27及2027/28年度各削减约2%公务员编制,并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累计削减逾一万个职位。此外,港府亦已推出工作表现评核优化计划,于2026年10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部分评核周期试行指导性分布,还明确此举并非硬性配额。这类改革虽能削减公共开支,理论上还能增加公务员的积极性,但同时也有让他们倾向于选择不做不错的风险——其负面后果亦值得持续跟进。

日本“天降”现象埋下结构隐患

日本官僚制度另一个难以忽略的问题,是“天降”(天下り,罗马字:amakudari),即退休官员进入与原主管部门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或法人任职,这理论上带来监管机关与受监管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直到现在也有退休高官空降其昔日自己监管的行业与机构的情况。光是笔者这种一般日本研究者就认识不下10位,例如经产省代表空降到无人机企业,然后去跟现任经产省官员打交道。过往甚至还出现过批准对外援助项目购买特定日本企业东西然后输送到其他国家等案例。当然,日本其后亦透过法例限制现职官员为离职者斡旋再就职及相关游说,并建立再就职监察机制,但改革后仍有不少违规个案。

天降的深层原因在于日本高级官僚是专才,他或她在一个领域深耕多年,人脉很广;香港高级官僚是通才,较难控制特定领域,权力“寻租”空间有限,当然也意味着他们跟业界的距离会较遥远,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香港公务员离任后加入部分工资较高的企业或组织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合资格的退休公务员亦可按2015年开始推行的“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受聘从事有期限的工作,例如担任AO面试官,但至少是在审批程序、报酬安排及利益冲突规范的监管下。即使如此,亦有很多话题存在讨论空间,例如国际组织的工资虽高,可往往不如香港高级公务员高,他们被派往国际组织时是否应该为此领取额外工资等课题值得探讨。

我们到底应该借鉴什么?

就改革方向而言,香港公务员长俸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确实值得讨论。根据香港政府2024/25年度应计制综合帐目,截至2025年3月31日,退休金准备的现值确实是张远深所提及的9,248亿港元。而真正值得香港研究的日本经验,是日本如何在保障既有权益、提高新进人员吸引力、控制长期财政责任与防止利益冲突之间取得平衡。未来期待能看到特首政策组、公务员学院或相关研究机构进行有共同统计口径的、不限于日本的跨国比较研究。

假若我们真的要研究日本针对公务员长粮的改革,就必须认识到魔鬼在细节。张远深表示“职域加算”被废却没有提及新设的“退职等年金给付”,相当于换了一种形式为公务员补发补贴。日本内阁在2012年检讨的主要是一次性的退休金,而非张远深提及的“阶段性下调国家公务员每月养老金13%”,日语中的每月发放的所谓年金与一次性的退休金(退职手当)不是一回事;2015年10月,日本实施了“受雇者年金一体化”。在此之前,公务员加入的是“共济年金”,民间企业员工加入的是“厚生年金”。

改革后,公务员也加入了厚生年金,基础年金和厚生年金(姑且称为第1及2层)的部分与民间实现了统一。过去公务员的共济年金里,有一块民间厚生年金没有的“职域加算”(第3层)。改革时,职域加算确实被废掉了。不过,公务员的退休待遇也并没有完全变成和民间一模一样。因为作为替代,日本新设了一个叫“退职等年金给付”,它被定位为公务员退职给付的一部分,类似于民间企业的“企业年金”。因此,严谨地说,只能说基础部分统一了,补贴的部分其实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张远深提出改革的问题意识可以理解,但要让讨论走得更远,就必须交代清楚日本与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可比性,日本改革的背景,如何应对改革后所造成的人才流失现象等,不宜只谈论日本改革的好处,笔者特此补苴罅漏。

(特别鸣谢:笔者特意请教了目前担当日本公务员考试的顾问去核实与公务员改革相关的事实。)

*在2012年改革之前,日本国家公务员考试分为Ⅰ种、Ⅱ种、Ⅲ种三个等级。其中Ⅰ种是级别最高的考试,面向大学毕业以上学历者,合格者被视为“高级文官资格群”,是未来的管理干部候补。它的考试难度最大,重视综合判断力与思维能力,除了专业知识,还设有专门的“综合试验”来考查考生的广视野判断力与政策思考能力。而2012年度起,日本将旧有的Ⅰ种、Ⅱ种、Ⅲ种试验废止,重组为“综合职试验”与“一般职试验”。综合职试验基本承接了旧Ⅰ种的定位,其法定职责描述是“政策企划立案等需要高度知识、技术或经验的业务”,培养未来能参与政策制定的核心官僚。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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