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思|黄仁勋掀起美国封杀“第三国云算力”的法律三部曲

撰文: 律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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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思专栏|邓凯博士

近日,全球芯片巨头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的私德事件引发风暴,全球舆论焦点指向另一位曾在新加坡数据中心企业Megaspeed担任高管的女性当事人。自10月底《纽约时报》披露相关情报指控,至11月12日辞任公告,前后不过14日。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介入、股东集体诉讼与国会调查相继登场,将本不构成法律事实的企业家私德危机,推向严谨的公共议程。特别是Megaspeed作为英伟达客户,其第三国云算力租赁模式的“合法律性”恰好源自美国现行的算力管制存有规范缺口,这势必将深刻地催化并加速美国对华AI立法管制议程,进而牵动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AI算力格局。本文的基本立论即在此。就在笔者尚未撰文完毕时,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于11月16日起草远程云算力限制新规,此举无疑是上述判断最适时的注脚。

私德事件影响政治及法律管制

私德事件本身不产生出口管制义务,但其却通过四条传导路径影响法律与政策议程。首先是关于Megaspeed的商业模式。它将合法采购的芯片置于马来西亚、印尼等第三国的机房,后交由中国客户远程租用高端算力,这正是美国出口管制“云漏洞”的典型样本。事件把这个此前只在专业圈层讨论的技术合规问题,变成了美国国会和全球媒体均易于复述的“间谍”剧本。“管制派”议员由此获得的,不止是舆论关注与道德高位,更是主张进一步收紧对华算力管制的政治正当性。

其次,在“漏洞”叙事之外,黄的辞职直接导致了“放宽派”的代言人真空。黄仁勋是美国政策圈内“放宽对华芯片销售”路线最有分量的游说者,他长期主张,维持中国市场对英伟达生态的依赖,较全面断供从而倒逼中国的国产化替代更符合美国利益。2025年底,英伟达与时任白宫AI顾问David Sacks等力量曾阻止《保障国家人工智慧获取与创新法案》(GAIN AI Act)搭载《国防授权法》(NDAA)。如今,黄的离场使这条防线旋即消失,且变化来的比预想中还要迅速。如开头所述,BIS已于11月16日发布远程云算力管制临时最终规则(Interim Final Rule,IFR),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巴西五国纳入相关先进AI芯片的严格许可制度,并以全球适用的远程最终用途条款,限制中国企业经第三国数据中心远程租用达到门槛的算力。该新规项下先进AI芯片的界定也与BIS现有芯片出口管制标准保持对齐。

第三,事件把“监管不力”的矛头引向美国的行政分支,这意味着政治问责正在蔓延。例如,共和党议员要求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解释为何未阻止Megaspeed购芯,白宫已讨论其去留;BIS副部长凯斯勒因英伟达总法律顾问借其名义接触办案探员而陷入程序争议,司法部由此接管本案并升级为刑事案件。包括美国商务部在内的执法机构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选择更严、更快的执行立场和实务取态。

第四,必须承认,姑且不论党争背景,该事件的叙事基础或在动摇。例如,新加坡官方明确黄乐未因间谍活动受调查;美国司法部长称“尚未得出结论”;CIA认为证据“不足令人信服”,以及国家情报总监称说“过度渲染”;前白宫AI顾问Sacks公开要求调查机密备忘录的泄密者;等等。然而叙事的反转或只削弱了个人道德层面的指控,却无改华盛顿的结构性议程:选举后的共和党国会式微,新出炉的BIS远程云算力管制新规,以及AI OVERWATCH Act(中译《AI监督法》)等“局势”“情势”都不因黄仁勋的“人势”逆转而改变。

美方对华AI管制总趋势不改

毋庸置疑,地缘政治与大国间技术博弈的总体趋势并不受黄仁勋个人命运演变的影响。的确,在实定法议程上,美国的对华AI算力管制自2022年起,仍然遵循“管芯片物项、管使用主体、管模型能力”三步骤的演进走向,且日趋严苛。我们尤其要避免对美方算力管制政策回摆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

第一个步骤可以概括为“管制芯片出口给谁”。自2022年起,美国以性能阈值禁售英伟达最先进芯片对华出口,此后历经“禁售—降配特供—再禁”多轮迴圈。2026年1月起对华许可转为“逐案审查”,但附加独立实验室检测、对华供货不得超过对美50%等严苛条件。这一阶段卡扣的是,芯片作为物项卖到哪里以及卖给了谁。

从2025年到2026年,美方进入“管制芯片为谁所用”的第二阶段。这是因为,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传统上管制硬体、软件与技术的出口、再出口及境内转移。就第三国远程算力租赁而言,芯片已位于第三国,客户通常只提交数据、接收计算结果,既不取得芯片,也不当然接触受控技术;因此,单纯远程租用算力,传统上难以直接等同于新的物项或技术出口。这就是“外训内推”模式——企业远程租用算力训练,模型回境内推理——暂时合规的法理依据。

2026年起,美国开始进行系统性地法律漏洞封堵。在行政执法层面,5月31日BIS执法指引确立了“最终母公司在中国即需许可”的身份标准,审查逻辑自此从“查货”转为“查人”。11月16日的实体规则又进一步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巴西五国纳入相关先进计算物项许可制度,也即这五国的芯片出口商须披露最终接收方与用途,许可申请逐案审查。出口商不再只证明“芯片合法卖给谁”,还须持续证明“芯片实际为谁所用”。管制重心由物项性能转向主体身份,再由主体身份延伸至使用行为,规范链条已相当清晰。

在国会立法层面,白宫正推动将远程访问条款写入前述《AI监督法》并搭车《国防授权法》(NDAA),为覆盖存量算力与美国本土云提供授权。具言之,《远程访问安全法》(RASA)今年1月已在众议院以369:22高票通过,外界普遍判断,其核心内容即“远程访问受控芯片纳入出口许可”极有可能纳入《AI监督法》,并以附加修正案形式搭车2027财年的NDAA。此举招致的实质性效果在于,一旦年底成法,远程算力管制即获上位法授权,且近乎不可否决。即使未来白宫再度倾向放宽算力出口,美国国会也握有直接否决工具,也即算力管制的可逆性在制度层面被严重削弱。

市场反应甚至早于规则发布。11月4日,《金融时报》披露甲骨文在美方压力下取消与腾讯约70亿美元的东南亚算力租约;英伟达亦被报道要求部分云合作伙伴将至少51%的服务面向非中国企业。在规则尚未成文时,供应商已先行重估风险,显示执法预期本身即可产生市场约束。

进入到第三阶段,法律阻断的终极对象并非芯片,而是模型能力。政府若直接限制公开模型权重,势将面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资讯材料豁免等法律争议。例如,电脑源代码(source code)与模型训练后形成的权重参数,是否构成受保护言论,仍有相当争论空间。BIS此次新规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AI扩散框架》(Framework for AI Diffusion)中的直接模型权重管制,亦印证了这一判断。

但现实中已出现两种替代方案。第一种是借算力管制间接实现能力管制,把政府管制嵌进获取算力、模型交付等的每一个环节。比如,政府不直接禁止模型,而是在芯片许可与云服务客户核查中,将第三国客户代受限企业训练或提供模型纳入审查。又如,BIS此次新规甚至将算力管制覆盖范围从模型训练延伸至模型推理,达标规模的算力无论用于预训练,还是运行先进AI模型推理,都在管控范围内。

第二种是私营部门自主管制。比如,Anthropic11月12日生效的地区准入,对物理位置、注册地或总部、受限制地区主体持股或实际控制等情形穿透式拒绝服务。再如,OpenAI新政则要求模型访问仲介前置审批。私营企业依服务条款拒绝提供服务,原则上不受第一修正案约束,亦无须经过立法程序。公权力管制与私人合规由此相互接力,模型访问的收紧可与政府管制并行,甚至先行。

从香港视角看中美AI算力博弈

黄仁勋事件之外,另一则关涉算力的报导同样引发关注。路透社11月5日引述知情人士称,约60万枚英伟达H200芯片存放香港仓库,等待运往内地,但北京尚未批准大规模进口。该数字未获官方正式确认,却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双重合规局面:先进算力进入内地,不只受美国出口许可制约,也受中国进口审批与国产替代政策影响。美国管制放松或芯片放行并不必然转化为成交,中国亦正以进口管制控制对外技术依赖的深度。

香港的芯片库存与“外训内推”下东南亚云算力的远程租用,因而可视作同一监管逻辑的两种形态。尽管前者涉及实物芯片的转运、仓储与进口,后者涉及芯片不动、算力跨境的服务安排,但二者都须查明谁订购、谁控制、谁使用及最终用途。这一系列围绕芯片流向、交易主体与算力最终用途的法律问题都将持续成为中美审查、谈判与政策调整的焦点,构成双方算力博弈的常态。而在这种张力关系中,香港非但无法置身事外,更难以继续扮演芯片中转或算力通道的角色。也由此,在新秩序下,香港自由港的贸易便利是需要重新赋予其内涵的。一个并不算离经叛道的构想是,香港普通法、国际金融、仲裁与专业服务等的比较优势,不仅可以消解两端的合规压力,更有机会转化为跨境算力交易的制度基础设施。也即香港的机遇在于由贸易枢纽转向规则枢纽。

其一是算力资产管理。芯片可成为抵押品、租赁资产与长期服务现金流的基础,但估值不能只看型号与数量,还须纳入技术折旧、上架率、许可状态、最终用户与可转售性。债权人违约后取得芯片,亦不等于可自由转售或迁移,再出口与最终用户变更仍可能受管制。香港可探索算力资产登记、估值、托管、融资与保险,将法律状态纳入资产定价。

其二是关于算力合同及其争议解决。当云算力服务商可能因许可未获批、客户核查未完成或上游规则变化而中止服务,企业面对的便不只是能否取得算力,更是停供损失与退出成本如何分配。预付租金与多年租约,并不能使企业免受新增管制。此外,法律禁止履行、上游停止供货、供应商自行提高客户门槛,责任分配各不相同;预付款退还、替代算力、训练数据与模型检查点导出、迁移费用与过渡期,均须在合同中分别安排。香港可提供标准合同、技术专家证据、紧急临时措施与跨境仲裁,将政策冲击转化为可分配、可救济的商业风险。

其三是如何进行跨境合规证明。未来企业所需不再只是一次性法律意见,而是能持续向监管者(不论中美)、云算力服务商、贷款人与保险人证明交易合法性的审计记录:最终母公司、受益所有人、付款来源、真实使用者、训练或推理用途、模型权属与权重交付,均可纳入可核查的合规台帐。合规不再只是成本,亦可成为降低融资折扣与交易不确定性的信用基础。香港对此可提供的,或许正是由律师、会计师、技术审计机构与金融机构共同维护、可供跨境监管者与交易对手查验采信的合规证明机制。

总的来讲,香港的土地、电价与能源条件,不足以支持其单纯追求超大规模训练集群;但香港可承担接单、结算、融资、合约、知识产权、合规审计与争议解决,并与内地的算力集群、能源保障和制造能力形成分工。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这种分工显然不会是制度差异的消极后果,而体现为连接内地产业与国际市场的积极功能。对于黄仁勋事件而言,其终会走到新闻周期的尽头,但中美算力法律管制的新常态却才刚刚生成。那批滞留在香港等待批文的英伟达芯片或许代表某种对于尚未成型的算力规则市场的隐喻:拥有算力多少固然重要,但谁能进一步让跨境算力交易获得信任,谁便能在新一轮全球AI竞争中占得先机。

作者邓凯是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公法与人权论坛高级研究员、法学博士。

“律政思”是由法律专业人士主笔的法律评论专栏,旨在以专业视角,剖析国际、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律发展、法治建设及相关社会议题,深化公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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