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黄仁勋背后芯片暗战 新加坡难再左右逢源

撰文: 01主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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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芯片巨头英伟达(Nvidia)创办人黄仁勋卷入的婚外桃色风波,牵涉在新加坡注册的中资云计算和数据中心企业Megaspeed及其前高管黄乐(Alice Huang)。中美AI算力暗战固然备受关注,而又在中美之间刷到存在感的新加坡,角色也耐人寻味。

账面营收撑起算力枢纽
转口贸易暗藏灰色链条

这并非偶然。长期以来,凭借特殊的地理区位、高度透明的普通法系,加上在地缘政治中与华盛顿和北京的特殊关系,新加坡一直扮演着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资本、贸易和部分供应链“中转站”角色。尤其在过去几年,香港经历政经风波、部分国际资本和区域总部外迁,新加坡更是趁机吸纳了大量避险红利。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中美在技术和算力上的博弈愈演愈烈,新加坡作为“中立缓冲带”的商业溢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新加坡的独特身位,源于其在冷战后全球化分工中建立的制度性信任——既与美国保持深度的安全和科技同盟,又与中国维持紧密的经贸和人文纽带。这种“左右逢源”的生态,让跨国巨头放心将区域总部、财资中心和研发节点落户于此,以此作为同时接入东西市场的最佳跳板。

在AI与半导体领域,新加坡已成为全球高阶芯片流转的关键枢纽。英伟达的财务数据便是最直观的注脚:按客户结算地统计,2025财年计入新加坡的营收高达236.8亿美元,占其全球总营收近五分之一,稳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结算来源地;到了2026财年第二季度,来自新加坡的收入更攀升至101.6亿美元(占总营收22%),上半年累计达191.7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越了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

实体制造吸纳避险红利
中立光环化身出海护盾

但数字背后藏着耐人寻味的细节:英伟达财报同时披露,真正运抵新加坡本土的货物不足总营收的2%。这意味着,海量在新加坡完成开票和金融结算的顶级GPU,最终通过复杂的转口贸易、跨境分销或海外数据中心算力租赁,流向了其他市场。

美国媒体的追踪调查揭开了这条灰色链条的一角。《纽约时报》援引贸易记录指出,Megaspeed及其关联公司在2023年至2025年11月间,累计进口了价值逾46亿美元的英伟达设备,涉及至少13.6万块GPU,其中过半为最新的Blackwell系列;部分算力设备随后通过邻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数据中心,向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客户提供服务。

新加坡官方此前在国会答复议员质询时亦曾坦承,作为转口型枢纽,当地出现“账面营收被放大”并不罕见,本地实际增值环节往往有限——这类惊人数字更多反映的是金融结算与物流中转功能,而非新加坡本土的算力消化能力。

不提检控巧推烫手山芋
禁止入境尽显夹缝无奈

除了过水贸易,新加坡在实体制造端同样吃到了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的红利。目前新加坡聚集了逾300家半导体企业,全球约每十块芯片、每五台半导体设备中,就有一颗或一台带有“新加坡印记”。2022至2025年间,当地吸引的半导体投资突破300亿新元,美光(Micron)、格芯(GlobalFoundries)、联电等巨头纷纷在此布局12英寸晶圆厂;世界先进和恩智浦合资的VSMC 12英寸厂亦于2026年9月正式投产。在中美供应链各自筑墙的背景下,新加坡凭借低政治风险,承接了两岸三地和欧美资本的产能转移。

与此同时,对于亟欲出海的中国科技巨头而言,新加坡更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地缘防火墙。以“字节跳动”为例,其亚洲总部坐落于新加坡莱佛士坊一号,创始人张一鸣长期常驻当地,CEO梁汝波、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新加坡籍)及CFO高准等核心决策层也均以新加坡为基地。这种治理架构的“去地缘标签化”和“国际化”,既方便企业对接全球资本和合规标准,也在客观上借助新加坡的中立光环,缓冲了来自华盛顿的政治审查压力。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城市国家难以突破的天花板。新加坡国土狭小、内需纵深不足、安全和经济高度依赖外部世界。在中美两大巨人之间,新加坡任何一方都得罪不起。对于Megaspeed和黄乐事件的处置手法,便将这种“走钢丝”般的政治智慧和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新加坡内政部于2026年11月披露的调查始末,警方早在当年2月便已就服务器采购中的虚假申报问题对黄乐展开调查。但最终,新加坡当局并未循刑事欺诈或虚假申报等罪名正式提出检控,而是认定其在问询中提供明知不准确的讯息、刻意淡化自身在 Megaspeed的角色,并且据此向黄乐发出严厉警告,正式禁止其再次入境。

长臂管辖终结套利空间
星港难逃时代重塑大考

这一处理堪称典型的“新加坡式止损”。以“禁止入境”将人挡在国门之外,既在形式上展现了维护法治和打击虚假申报的姿态,又巧妙地将烫手山芋推出了国境线,成为夹缝之中政治成本最低的折中方案。否则,无论是对当事人展开高调刑事检控,还是完全放任不管,都可能令新加坡陷入两难——前者可能触及中资敏感神经并暴露监管漏洞,后者势必引来华盛顿对其执行出口管制不力的严厉施压——所以新加坡别无他选。

但随着外部地缘环境恶化,这类技术性回避的空间正迅速收窄。2026年5月底,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新指引,明确将先进计算芯片的出口许可限制延伸至受限国家企业设在境外的子公司。这意味着,过去借道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第三国实体采购高端AI芯片的绕道模式,已正式被纳入华盛顿的长臂管辖;美国国会亦正在酝酿针对第三国算力中转和分销链条的专项限制立法。新加坡的第三国安全港红利期,正在走向终结。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中美结构性竞争的升级正在改写中立的定义。当两大国之间的利益交集不断萎缩,过去被双方默许的灰色地带与跨国套利,如今在任何一方眼中都可能被视为暗助对手。在AI算力即国力的年代,新加坡越是成功地扮演东西方之间的超级连接器,就越容易成为大国猜忌的焦点。

尽管新加坡确立了“不选边”的国策,但不选边本身也意味着,它随时面临被任何一方怀疑为和对方议程共谋的风险。如何在中美的结构性竞争中校准自身为止与两个大国关系,将是新加坡面临的一大考验。放眼全球,当自由贸易让位于国家安全、供应链效率让位于地缘忠诚,所有依赖“超级联系人”角色生存的国际枢纽——无论是新加坡抑或香港特区——都正面临同一道时代考题:在两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黄金时代已然落幕,如何在合规底线和制度韧性之间重塑不可替代的价值,将决定这些城市在未来十年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