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桦加沙｜“超前部署”考验香港“城市韧性”
超强台风“桦加沙”来势汹汹，被形容为“西太平洋风王”，特区政府也摆出“超前部署”、“严阵以待”的最高规格姿态：行政长官视察风灾应对措施，政务司长主持极端天气会议，教育局宣布连续两日停课。海量的防风资讯、官员的严肃表情、超市的抢购一空、窗户的米字胶纸......共同构成一套看似纯熟的“标准作业流程”。然而，这套“临阵磨枪”的应急剧本，是否就是香港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全部答案？当政府简单地将市民留家避风、市面大致平静视为“成功防灾”，是否恰恰反映其在更深层次的气候危机治理、城市韧性建设和社会公义保障上的视野狭隘与长期缺位？
香港天文台在台风预测上的精准和专业，确实已达世界顶尖水平。尤其在桦加沙来袭之前一周，已经预警相关强度，为全港做好“期望管理”。然而，拥有精准的科学预测是一回事，如何将科学数据转化为高效、科学且具前瞻性的公共决策，则是另一回事。
是次“超前部署”的举措，例如提早宣布连续两天停课，巧妙地避过了过往悬挂8号风球的时间争议，成功了防止了可能引发的家长怨气。不过，一个成熟的防灾体系，理应在停课、停工等决策上形成一套清晰、透明、开放的风险评估模式，而非仅仅依靠某位官员的“临场判断”，更不是对于争议舆论的“被动回应”。如果每一次风灾都像一场全新战役，需要最高领导亲自督师，那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套系统缺乏了制度化的韧性。
硬件修补被动
提及防灾措施，政府往往津津乐道于投入“硬件”。例如渠务署增设200支紧急应变队伍，排查240个水浸黑点，投入10部强力排水机械人。这些固然是必要的工程措施，但为什么每次风灾水灾过后，总会出现各种当局无力应对的情况？2018年“山竹”扫港，全港竟然出现超过六万宗塌树报告，导致交通瘫痪数日，这仅仅是“清理不力”的问题吗？抑或背后反映的是香港城市规划中，对树木管理、斜坡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建设的忽视？七年过去，树木健康管理政策是否有了根本改变？还是只满足于“风雨过后，加快清理”？
同样地，红磡海滨广场在“山竹”吹袭下玻璃幕墙连环爆破的震撼画面，暴露了《建筑物条例》在应对极端风力下的潜在不足。政府声称已对全港300多个重要公共基建设施完成“抗逆力”评估，但全港数以万计的私人楼宇，尤其是那些楼龄较高、缺乏妥善管理的“三无大厦”，其玻璃窗、冷气机支架、僭建物等，是否依然是悬在城市上空的“计时炸弹”？政府的预防措施，往往聚焦于公帑可及的公共领域，而对于如何透过立法、资助、教育和强制检验等手段，提升整个城市的整体防御能力，则显得犹豫和被动。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硬件修补，远远未达到构建一个系统性韧性城市的高度。
劳保缺口严重
对于极端天气之下的工作安排，政府往往只是呼吁雇主体恤员工，按照不同性质和实际情况允许弹性工作。这当然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但这份“体恤”的阳光，从未平等地洒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当中产和白领阶级享受着居家办公的安逸时，是谁在狂风暴雨中维持着这个城市的基本运转？是必须紧守岗位的物业管理员、冒着生命危险清理倒塌树木的清洁工、穿梭于横风横雨中送递外卖的速递员、维持紧急服务的基层员工......
除此之外，现行《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不具法律约束力，使得“应否上班”、“交通津贴”、“工伤保障”等关键问题，完全取决于雇主的“良心”，而基层劳工往往没有议价能力，只能在“饭碗”与“安全”之间作危险的抉择。政府每一次都只是“呼吁”、“敦促”，一厢情愿希望雇主“情理兼备”，却不愿针对极端天气工作安排进行立法，未能为最脆弱的劳动群体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须知道，一个真正具备韧性的城市，不仅有坚固的基建，更要有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确保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会在天灾之下被遗弃。桦加沙的来临，再次将这种不公摆在我们面前，政府是否再次视而不见？
防灾教育贫乏
港府“超前部署”之下，全港学校也停课以待，却发生一家四口海边追风结构三人遭巨浪卷走的悲剧。这令人不得不反思，香港的“防灾教育”，究竟处于什么程度？长久以来，市民被塑造成被动的资讯接收者，防灾行动也简化为“赚台风假，囤积物资”，尽管能在短期内能有效维持秩序，却过度依赖政府的防灾认知，也严重削弱公民社会的互助能力。
反观日本等防灾经验丰富的国家，其防灾教育早已深入社区。居民组织会定期进行疏散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应急包，社区地图上清晰标示著避难场所和危险区域。防灾知识成为国民生活的一部分，社区也成为应对灾害的第一道防线。但在香港，我们有多少市民知道自己社区的避难中心在哪儿？有多少社区组织具备协调救灾的能力？政府满足于将市民“圈养”在家中，却没有积极赋权社区，培养民间的防灾意识和自组织能力。当所有压力都集中在政府身上时，一旦灾情超出政府的处理能力，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极其脆弱。
气候治理狭窄
特区政府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长远防洪及海岸管理策略”时，倾向于成本较低的“坚守防线”方案，而非更具前瞻性的“向海推进”。这种决策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短视的、以节省当下成本为优先的保守心态。全球气候科学家已明确警告，海平面上升和极端风暴潮的威胁只会日益加剧，今日的“百年一遇”，在未来可能成为“十年一遇”。当局是否低估了“复合型灾害”，例如风暴潮叠加极端降雨的风险？当局又是否明晰，当沿岸的供电、供水、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因海水淹浸而瘫痪时，造成的连锁反应将是灾难性的？
真正的韧性城市建设，需要一场规划思维的范式转移。它不应仅仅是渠务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的技术问题，而应是融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建筑设计、生态保育等所有环节的顶层设计。例如，我们是否应大力推动“海绵城市”概念，透过广设蓄洪池、透水路面、绿化屋顶等方式，将城市从一个被动的防御者，转变为主动适应和吸纳冲击的有机体？在规划“明日大屿”、“北部都会区”等大型新发展区时，我们是否以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极端气候情景作为设计基准？从目前来看，政府的策略仍然是零散的、部门化的，缺乏一个能够统摄全局、超越短期经济考量的宏大气候治理蓝图。
桦加沙的风暴中心正在逼近，但香港气候治理的真正风暴，早已在我们身边盘旋。特区政府不能再满足于每一次风灾来临时，上演一套“严阵以待、全力以赴”的应急剧本。香港市民所需要的，也不是临时的“假期”，而是长远的“安心”——这份安心，源于一个科学、透明的决策机制；源于一套涵盖公私领域、软硬兼备的系统性预防措施；源于一份保障所有劳动者尊严与安全的法律承诺；源于一个由下而上、全民参与的防灾文化；更源于一个敢于直面未来、具备宏大愿景和政治魄力的韧性城市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