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派阀政治是场永不落幕的“歌舞伎”，过去五年换了四任首相，而且即将迎来新的一任——曾被寄予改革希望的“孤狼”石破茂上台仅仅一年，舞台就要换上前所未见的“女旦”高市早苗。闪光灯下，媒体津津乐道于“首位女首相”的历史性标志；但讽刺的是，这张女性面孔背后，剧本精髓从未更改。可以说，高市的“登顶”，更像是日本旧时代的一曲挽歌，甚至是日本政客在集体迷失当中最危险的一次回眸。

2025年10月4日，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接任已宣布辞职的原总裁兼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顶着“女版安倍”头衔的高市早苗、拥有“政坛贵公子”光环的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还有主打“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技术官僚林芳正……一片“三足鼎立”的喧嚣中，高市早苗突出重围，当选第29任总裁。外界预计，只要她在10月15日召开的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顺利过关，将可正式“登顶”，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

不过，她的胜利，更像那出派阀大戏早已写好的“剧本”，没有为日本带来太多打破“短命首相”魔咒的希望。日本自1955年确立“五五年体制”，长期维持以自民党为执政党、社会党为最大在野党的政党政治，使得日本的国家政治也异化成为自民党的内部家事。因此，自民党总裁的选举，从来不是一场面向国民的政策辩论，而是一个仅限于永田町的权力游戏。这从两个阶段的选举设计可见一斑：第一阶段包含地方党员票，多少能够反映些微基层声音和变革渴望，但由于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过半票数，游戏便进入第二阶段——完全由国会议员主导的“密室协商”，即由各大派阀大佬话事的“利益谈判”——候选人更加不需说服国民，而是奔走于各大派阀，许诺内阁职位和政策利益，从而换取支持。

高市在首轮选举中获得183票，包括64张国会票、119张地方票；并在次轮选举中获得185票，包括149张国会票、36张地方票。国会票数的暴涨，正是她获胜的关键。不少分析指出，这既无关个人魅力或政治远见，更没有民主精神可言，而是那套潜规则的最佳例证：她是已故首相安倍晋三政治遗产的最忠实代言人，代表党内最大派阀及其他保守势力的集体意志。当首轮未能决出胜负，其他派阀精打细算、权衡利弊，最终投向一个最能保障他们共同利益的“工具人”。外界普遍相信，林芳正的派阀用选票换取了新内阁的职位。

如此的游戏规则，决定了日本首相的本质——并非国家的领航者，而是派阀的总代理；首要任务不是擘画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是小心翼翼地维系各大派阀的脆弱平衡。阁僚的任命，更要精准反映各大派阀在总裁选举中的押注份额，所以外务大臣、财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关键职位往往成为他们安插亲信、扩大影响的重要筹码。如此的游戏结果，也注定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命运，早就固化成为一种由数个世袭、半封建式的派阀组成的松散联盟。

任何试图挑战这一规则的首相，都会面临被整个体制反噬的风险。扬言“为了改革，击溃自民党也在所不惜”的小泉纯一郎，曾经透过政治工程削弱派阀权力，但其继任者也继承了得罪派阀的政治负资产，至今仍然无法在党内立足根基。安倍晋三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正正在于他最懂得驾驭派阀体系，并且成功将其个人意志与派阀利益深度捆绑。高市早苗高举“安倍价值观”大旗，显然深谙此道。她的上台，意味那种以派阀利益为核心的“弱首相、强派阀”权力结构，将被进一步巩固和延续。

宏大的改革蓝图更加是虚幻的天方夜谭。任何触及既得利益的政策，例如税制改革、社保重构，都会招致不同派阀的联合“绞杀”。所以大多数首相只能“萧规曹随”，在既定的框架内做些不痛不痒的修补；而每当首相的民望下滑，或爆发丑闻，派阀大佬便会毫不犹豫地“挥泪斩马谡”，再推举一位新的总代理来平息民愤，然后游戏照旧。

曾被外界寄予改革期许、却又即将黯然落幕的石破茂，正是“铁打派阀，流水首相”的最新注脚。在“黑金”丑闻笼罩自民党之际，他是党内少数的无派阀领袖，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有着相对客观的认识，对于中韩等邻国态度也比较温和。然而，他执政一年乏善可陈。究其根本，源于他的内心自负、务实不足，加上其在党内根基过于薄弱，处理危机和推进政策时总是迟疑不决，对党内各大派阀予取予求，被右翼裹挟而动弹不得。结果如他所言，“在努力调和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特色”。尽管小泉纯一郎曾以“首相有权”鼓励放手一搏，可惜石破性格使然，最终以“维护党内团结”为由选择放弃。

接替石破茂的高市早苗，在政治光谱上与之处于两极。当国家深陷经济停滞、社会固化等深层次矛盾而无力改革时，煽动民族主义、操弄历史问题，便成了最廉价的转移视线方式，而高市正是这套“剧本”的狂热信徒。例如她常年高调参拜靖国神社，拒不承认侵略罪责，并且高举“历史修正主义”，试图将日本包装成二战“受害者”；她甚至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把推动日本拥有“正常国家”的军事力量作为核心政治目标。

这样的高市，恰恰迎合了部分日本民众在长期困顿后的集体焦虑。而高市的上台，意味着她将用更激烈的民族主义“表演”，来掩盖其政策无力应对新时代经济挑战的苍白。高市早苗继承“安倍经济学”，但那套推行了13年的“三支箭”政策，早已被证明是强弩之末：日本内阁府统计显示，近十年GDP年增率多在1%上下浮动，远低于美欧主要经济体；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达GDP两倍以上，是全球最严重的主权负债国。不难预见，面对日圆贬值和通胀压力，如果高市坚持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与货币宽松，而无法引入结构调整与市场改革，那么日本将会继续深陷低成长、低通膨、低信心的三重困境。

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不仅是宏观政策失灵，而是多重结构性问题叠加的溃败。但高市早苗只是高举民族主义旗帜，而没有展现改革意志，等于是在失败路径上继续前行：对于少子高龄化的人口结构，她反对女性主导职场、限制移民政策，并不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对于制造业外移和产业空心化，她只在口头承诺支持创新，但未提出具体制度改革方案；对于新能源、半导体、电动车、人工智慧等新产业竞争，她曾宣示要让日本领跑“固态电池革命”，却忽略了日本的竞争空间已被持续压缩的现实，没能提出更加有力的产业战略。不少分析指出，她或会重蹈安倍第二任期初期“政治高调，经济无为”的覆辙。

那么，那场精心编排的“歌舞伎”，究竟是演给谁看的？就在高市早苗胜选自民党总裁当天，石破茂意味深长地说：“希望高市早苗不会将日本带入歧途。”可悲的是，正是他的无能软弱，为高市铺了青云大道。如是观之，高市的上台，不仅反映日本走不出旧时代的困局，更是世界的一面镜子：一个现代国家，当政治失去革新能力、经济结构陷入僵化，而精英阶层却只能利用煽动民族主义来维持既得利益格局，将会陷入何等危险的境地。这不仅是日本的悲剧，更是对所有珍视和平与稳定发展的国家，一次沉重而严肃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