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对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心急如焚，继特首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多个拆墙松绑措施后，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举行期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六名局长远赴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取经。各界都在观望，港府取了什么经？

财爷取经前提
是否掌握瓶颈

陈茂波回港后以《一张蓝图绘到底　笃行实干谱新篇》为题发表网志，总结五大值得北都深入研究的雄安经验：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拆墙松绑，加快发展速度、释放潜力；为灵活制定及运用政策，深度绑定目标产业、汇聚全球人才；运用科技及数字化手段，提升规划与管理效能，令公共服务更优质高效；加强纵深规划与协调，推动大湾区城市群联动发展；发挥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以及“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深化与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创科、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共赢。

这五大方向，符合港府的一般说法和惯常思路，惟北都发展所需要的，却是“非一般”的思维。北部都会区占地约三万公顷，相当于香港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但目前在造地开发、产业规划、基础建设等方面都面对不少阻力，例如土地供应并不充足，公共财政资源也不宽裕，发展商家反应亦不热烈，普罗大众对其更是不太关心。《2025年施政报告》就此提出多项措施，包括以“分阶段开发”与“灵活批地”压缩发展时间、推出“交地抵价”与“按实补价”增加开发诱因、透过“双信封制”强调确保土地使用符合产业导向。

从提升决策层次到简化流程，从订立专属法例到加快基建，从设计营运模式到创新融资，处处可见特首李家超对于发展北都的努力和决心。然而，北都仍然面对相当复杂的土地征收困难、多重法律约束、多元利益博弈。在此背景之下纵观陈茂波雄安之行的总结，实在难免令人担心，司长能否不负特首所望，透彻理解北都瓶颈，再精准借鉴雄安经验破局？

雄安新区大计
颠覆传统发展

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不但用以解决北京面临的“大城市病”，更是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国家战略。从规划之初，便被赋予探索中国城市化3.0范本的历史任务，需要向内向外示范一种在国家意志主导之下，从零开始实现生态文明、经济效率与社会均衡发展的全新路径。

“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是雄安成功开发的原因之一，包括把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把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30%——这不仅是“生态指标”的要求，更是“经济模式”的选择，完全颠覆传统中国城市发展路向，即不会不断出让土地以增加短期财政，而是需要依靠产业创新、运营效率和高端服务等去获取长期收益。因此，雄安规划明令“禁止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不搞大规模土地批租”，而是积极探索“租赁”、“租让结合”、“混合空间出让”、“作价出资入股”等创新开发模式。

除此之外，雄安透过成立“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市场化平台，尝试解决建设政府项目和片区开发项目的资金问题。该集团作为“投资、融资、开发、建设、经营”的综合性平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方式运作；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出资、企业自筹、以及国家层面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和发行债券等政策支持；建成后则通过“物业出租、住宅销售、酒店运营、商业自持或销售”等方式实现资金回流和长期盈利。

北都破局关键
行使主导权力

反观香港的北部都会区，雄安模式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呢？我们应该完全照抄某种开发方案，还是掌握治理思路和创新精神？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雄安和北都存在一定的制度性差异，雄安新区是在一张“白纸”上，以“全能政府”或“中央统筹”模式推动的高效实验；而北都则是在一个高度成熟、制度复杂环境中，以“积极政府”模式进行的艰难探索。雄安对香港的“参考价值”绝非简单复制其成果，而在于深入解构克服系统摩擦力的机制，并探讨如何将这些机制在香港独特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转化”和“应用”。

面对规划方案的踌躇不前，港府能否展现高层统筹和强力执行？土地供应的持续不足，港府能否进行一场“农地农价”的土地改革，彻底改变当局无法有效管理土地资源的现实？面对发展商家的继续冷待，港府能否学习雄安有效行使“土地主导权”，即在明确“房住不炒”的目标之下灵活采用多元开发模式，既鼓励释放土地参与建设，又不至于丧失目标本末倒置？面对公共财政的不太宽裕，港府能否参考雄安集团的经验，透过政府信用并以市场手段获取更多“耐心资本”，从而实现“以市场反哺基建”的良性循环？

至于“产业发展”——北都关键命题，雄安透过政策指令要求顶尖大学和央企总部率先潜入其中，希望借此建立发展的“基本盘”，而港府目前也有鼓励知名大学和企业进驻北都的举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局的产业政策核心在于高度依赖以土地和税务优惠为核心的“政策优惠包”来吸引单一企业落户——这是一种交易性、被动式的招商引资模式和“助攻”心态，长远恐怕未能成功构建能够自我滋养、持续创新的完整产业生态系统。

香港过往不习惯推行“产业政策”，但李家超上任之后一改前朝作风，推动港府建立“产业思维”。北都正是以“‘产业带动，基建先行’为主轴，在‘南金融、北创科’的新产业布局下，将发展为‘国际创科新城’，集优质生活、产业发展和文化休闲于一体”，并以此为目标划分成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创新科技地带 、口岸商贸及产业区，以及蓝绿康乐旅游生态圈等四大区域。可是，发展商向来只擅长卖楼收租，参建意愿也是基于商业考量与盈利模式，未必符合北都规划重点及公众利益。参考深圳、杭州等地成功的高科技产业区经验，多从“政策扶持+集中资源+引导投资”起步，继而建立起完整生态链，这不能依赖民间自发，必须政府主导、规划、推动。倘若要取经，不在其他，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