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一项煽动罪的案件，历经156天审讯，今天（12月15日）在西九龙法院被裁决全部罪成。此前一天（12月14日），曾为香港政坛最主要力量的民主党，正式表决通过解散和清盘，即日起结束运作。这两件事，标志香港一段政治浑沌时期的终结，也进入了重设治理改革和发展议程的契机。

黎智英案的核心，并非一般的新闻自由争议，而是对于国家安全框架之下行为边界的一次全面审视；是次裁决则为所有政治参与者，包括媒体主事者，画出一条严明的法律界线。

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特区政府陷入空前管治危机。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亲自制定《香港国安法》并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正式在港刊宪实施。2020年8月10日，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黎智英，及后控以两项《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一项《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煽动罪”。他被指利用个人的国际人脉和“重光团队”，极力游说多个国家的议会等力量，制裁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同时，他又涉嫌透过旗下《苹果日报》发布煽动市民上街抗争、鼓吹敌对行动的文章。

案件引起香港境内境外关注，因为辩方多次以“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进行抗辩。不少市民起初都会疑惑：如果黎智英只是个人政见有异，如果《苹果日报》只是一般媒体，他们为何会和国安法扯上关系？五年过去，156天审讯结束，诸多案情细节浮面，社会舆论越来越不偏向黎智英一方，而今天法庭判定，黎智英全部罪成。他将还柙至下月12日求情，预料需时四日。

媒体异化不能法外开恩

根据法庭判决书，黎智英不仅罪成，而且是这件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煽动案件的“主脑”。法庭指出，黎智英的行为展现了他具备“蓄意意图”和“周详计划”去执行有关串谋行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和损害。构成这一判决的关键在于，法庭认为黎智英是有意识地利用《苹果日报》和其个人影响力进行持续不断的活动，包括发布煽动性文章，以图削弱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合法权威、挑起香港市民对政府的憎恨与离叛。

法庭又提到，黎智英在《国安法》实施前请求外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的协议，至《国安法》生效之后“仍然延续”，而尽管他的请求变得含蓄和隐晦，但其“意图依然故我”。法庭结论明言，上述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固然是现代社会必须坚持的原则，但它们并非政治特权的“免死金牌”；媒体若异化成为“政治工具”，而且有预谋地参与某些颠覆宪制秩序的政治活动时，便难简单以“新闻机构”自居，更加难以“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作为抗辩。如今法庭判决也清楚确立，黎智英的行为并非一般的个人分享、时事评论或新闻监督，而是基于个人政治执念一厢情愿地站上政治冲突前线，把媒体变成积极参与政治博弈、意图推动特定政治结果的“政治武器”。当他越过法律红线，之前的任何身份都将失去意义。

政党本末倒置必然退场

黎智英案的裁决，标志着一个政治浑沌时代的终结，也为香港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设发展议程的契机。2019年的修例风波，促使香港政治极速陷入民粹化和激进化，让部分政治群体沉醉于“归属西方阵营”的想像当中，甚至将自己与国家对立，幻想能够依靠外国势力推翻政权。当政治纷乱结束，大家渐渐恢复冷静、理性和务实，相信没有人会为那一年的政治撕裂、暴力肆虐、社会折腾而欢呼。不过，香港的前途挑战，并不会随着黎智英案的结束而变成一片坦途，因为更值得警惕的危机在于，利益结构固化所构成的社会深层矛盾。

在黎智英案裁决的前一天，作为香港传统温和民主派代表的民主党宣布解散，这为香港发展议程的转变增添了注脚。民主党曾是获得最多选民支持的第一大党，尽管与国家执政党政见不一，但有不少党员向来秉持“爱国爱港”、“民主回归”、“和理非”等信念，在区议会和立法会作出务实贡献。然而，随着激进势力兴起，民主党新一代领导层也被牵着鼻子走，参与“35+颠覆政权案”，不少中坚份子身陷囹圄，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在“爱国者治港”原则确立和各级选举制度改革之后，民主党似乎又未能适应新的政治现实，先是参与2020年11月的“集体总辞”，继而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中弃选，最后在2023年区议会选举中未能取得足够提名——彻底失去了在宪政体制内的参政资格。过去两年，民主党尝试“转型”，走向月旦时事的“论政团体”或“民调机构”，但都难以再发挥作为“政党”本身最应该实践的“完善施政”、“凝聚共识”、“输出人才”等关键作用。时至今天，这个成立31年的老牌大党，历史使命走到尽头，全面退出香港政治舞台。

治港群体再没任何借口

有人认为，如果没有2019年，民主党等传统泛民政党不至于走入“死胡同”。不过，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是，在香港政党政治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这些政党恐怕早已偏离所属轨道，愈发迷失在“选举政治”和“对立政治”的游戏当中——只是不断贩卖悲情、满足道德诉求，却无法在带领社会改革资本主义、改变发展模式、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有所建树。

这样的政党，固然无法走得长远；而回顾过去四年——从2021年到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爱国者”全面进场承担“治港”重任，尤其是五大传统建制政党，仍在议会占据较大优势，但社会对于整个治港群体的满意度、获得感、幸福感，并未同步得到显著提升。因为本地政党政治向来非驴非马，建制政党成员同样缺乏清晰党性、价值取向和执政意识，在“二元对立”的形势之下也许还有一席之地，尚且可以把治理失效全盘归咎于政治斗争，但在他们口中的“反对派”全面退场的今天，加上行政主导体制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相结合之下，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借口，甚至面临更加困难的功能重构和生存挑战。

重设议程改革港人治港

黎智英的罪成，以法律定性了媒体异化为政治工具、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严峻后果。民主党的解散，以政治现实证明了政党若是背离从政原则、在民主选举当中把手段和目的本末倒置，只能落幕离场。宏福苑的火灾，以惨痛伤亡教训了整个社会，引以为傲的建筑工程监管模式早已形成某种“惯性草率”甚至“惯性疏忽”，恐怕无法守护公共安全。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都在提醒我们：任何事物，一旦异化、脱离本质，必然会遭遇反噬。

香港一直以来的发展议程，正是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迷障和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捆绑所拉扯；如今摆在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为首的治港群体面前的，是极为紧迫且重大的挑战。他们急需主动参与议程设定，将精力从“维稳”和应对政治冲突，彻底转向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透过全面改革以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推动发展范式转移、重整利益分配结构，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能真正团结社会。只有当香港可以向中央和市民证明，我们具备决心和能力做好“港人治港”、发展更加“公平正义”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大的自治空间，去持续激发“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