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署去年8月爆出采购冒牌樽装水风波，政府今日（1月20日）公布检讨采购机制专责小组报告和纪律调查报告，指出三名职员表现未达水平，部门普遍存在欠缺警觉性、判断力、分析能力的问题。然而，时任物流署署长陈嘉信却只被撤回原定去年授予的银紫荆星章，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更强调“是撤回奖励，不是惩罚”。此举固然保护了授勋制度的尊严，却令行政长官提出的“部门首长责任制”陷入尴尬。

撤回奖励而不惩罚
架空权责对等原则

去年8月，物流署被揭花费逾半亿元公帑采购冒牌樽装水，供位于港岛和部分离岛的政府办公室饮用，不但引发公务员食水安全疑虑，更触发闻所未闻的招标审批信用危机。事件发生后，特区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包括邀请审计署审查招标过程、成立小组审视采购机制、针对“人为疏漏”进行纪律调查，以及暂缓涉事物流署署长陈嘉信出席授勋仪式......这些事后补救行动，都让市民大众看到政府愿意彻底调查、秉公处理、堵塞漏洞的决心。

事隔半年，今日（1月20日）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公布检讨采购机制专责小组报告和纪律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物流署有三名职员未能及时识别明显不妥之处，将会正式展开纪律研讯，并按研讯裁定作出惩处，其中涉及一首长级人员。然而，对于时任物流署署长陈嘉信，由于调查认为对方没有疏忽、没有不妥，所以只是撤回去年授予对方的银紫荆星章。杨何蓓茵强调，“是撤回奖励，不是惩罚”。

下级隐瞒上级不知
官官相卫规避责任

政府撤回授勋的做法确实非常罕见，既维护了授勋制度的尊严，也洗刷了大众对授勋公信力的质疑。然而，当局没有“惩罚”陈嘉信，却也造成不少疑虑：

首先，当杨何蓓茵明确表示“不同职级的同事都表现出欠缺警觉性、判断力、分析能力，在部门里有普遍性，不是个别人士问题”，但作为最重要的“监督者”、“管理者”、“把关者”的物流署署长，却可被认定“没有疏忽”，那么到底如何才算“疏忽”？

其次，因为下级没有向上呈报事件而“没有疏忽”的陈嘉信，只是被撤销“奖励”，而不需接受任何“惩罚”——这是否意味只要下级公务员向上隐瞒问题，那么上级首长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又是否在向其他官员发出信号，只要没有行政责任或明显过失，就不会影响仕途、不会牵连长俸，而只需要面对象征性的名誉处分？

再者，报告指出物流署有三名职员未能及时识别明显不妥之处，但杨何蓓茵以“保护私隐”为由拒绝披露三人身份，只是透露三人即使调查期间也仍需工作，即目前没有采取任何撤职或降职行动。然而，三人并非在私人机构工作，而且所作所为牵涉公共利益，但当局却如此“保护”他们——既不对外透露身份，还可以继续申领俸禄，那又何须进行调查呢？据传媒了解，“未能及时识别明显不妥之处”的首长级官员是时任采购科总监曾昭奇。这样“能力不足”的官员，凭什么还能稳坐月入16万至17万元高薪的官位呢？

真正建立“主人翁心态”
首要破除“程序挡箭牌”

事实上，《公务员守则》规定，公务员除了如触犯刑事罪行/不当行为、滥用职权、擅离职守等严重行为会被革职外，若因其行为而使政府声名受损，政府也可按事件的严重程度将其革职。至于何谓“政府名声受损”，实际上存在模糊地带，完全可交由政府自行评判。若需要严格规定其受损程度及相应惩处，这块缺失之处理应以法律条文形式补全；若政府希望留有自行处理的弹性，其中空白之处正是部门首长官员需要承担的政治判断。

另外，尽管报告指出部门同事普遍存在“敏感度不足”、“了解不足”、“对欺诈行为的认识和警觉性不足”等问题，也认为应“重塑工作文化和推广以主人翁心态对待政府采购”，但所提出的优化措施却仍然局限于流程优化及软性指引、教育。这难免令人质疑，有关措施能否产生多少实际约束力？当再有事故，是否又可以用“跟足程序”作挡箭牌？当严格的个人问责缺位，又何以确保从部门首长至前线人员，都能自上而下地严守规程？

部门首长责任制真尴尬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去年《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正是为了更好地衔接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推动部门首长提升部门效能，以及当问题出现时予以改善并厘清责任谁属。政府对此事件的处置结果，实际上为日后处理同类事件定下了一个标竿。

如果造成168人死亡的宏福苑大火，最终也是用这样的方式问责——仅限于行政层面，对于政治问责则“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我们应如何理解“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部门首长责任制”，如何安抚香港市民的失望，又如何回应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严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