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应声上扬，再次逼近每桶100美元关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证明自己所向披靡，似乎不惜以能源供应以及环球贸易为代价，对亚洲国家的冲击尤其明显。

不论是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费，抑或美国派遣军舰反围堵、阻止船只接近海峡，无疑都是违背了不少人习以为常的国际法原则。但“航行自由”的历史根源，与其说是什么自由、正义的理想，不如说也是现实政治的产物。

从葡萄牙荷兰争霸
到战后航海自由权

16世纪初，葡萄牙建立全球第一个海上帝国，在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等重要港口设立据点，要求印度洋商船必须取得葡萄牙发出的许可证才能通行。葡萄牙实际上垄断了印度洋贸易路线，并透过收取关税和许可费获取巨大利益。后来荷兰为打破葡萄牙的海上垄断，让其商船能自由进入亚洲市场，其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主张海洋属于全人类共同财产，任何国家都不应垄断海洋通道，堪为现代国际海洋法的滥觞。19世纪美国成为重要海运国，为确保自由航行，亦曾推动丹麦取消厄勒海峡通行税。换句话说，“自由航行”原则可以说是西方强权政治中诞生的。

当然，战后既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规定，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类国际海峡，所有国家船只享有“过境通行权”，沿岸国不得任意阻挠，也不得征收一般过路费。但当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影响能源供应，难道美国不也是长年利用美元体系和金融制裁，以主导全球资金流动？除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金融制裁，特朗普还扼着巴拿马要塞，逼使巴拿马政府中断香港长和集团的港口经营权。在所谓的全球化年代，完全的自由流通只是一个迷思，控制流量仍然是大国博弈的常态。

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运河，以至是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重要的海上咽喉不只一两个。然而苏伊士运河受阻时，船只仍可绕经非洲好望角，巴拿马运河受阻时，船只可绕南美洲，但霍尔木兹海峡是即使愿意增加成本，也几乎没有替代路线。其关乎全球五分之一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大部分货物流向亚洲，这是为什么美国拿着它跟伊朗博弈，实际上是在损害很多亚洲经济体的权益。

美国紧扼咽喉
欧亚合作崛起

如果霍尔木兹稳海峡、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稳定，国际秩序不会混乱到哪里；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巴拿马运河起争议，红海出现危机，国际社会无疑已进入高风险时代。中国早已经意识到海上咽喉的风险，2003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提出“马六甲困境”，以点出一旦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中国经济可能受重创。由巴基斯坦陆路、中亚铁路到中欧班列，“一带一路”某程度就是替代通道。俄罗斯加强欧亚陆路运输，中东国家发展多元结算体系，亚洲国家寻求区域供应链合作，同样是降低对单一流量控制中心的依赖。香港政府推动与中亚国家合作，同样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中亚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对中国而言是陆路通道，提供绕过部分海上咽喉；对中亚国家而言，则可透过中国（包括香港）接触亚洲市场及国际资本。从宏观角度看，这反映欧亚大陆内部连结正在增强。全球化的重心正逐渐由美国及大西洋体系，转移向欧亚大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对香港的直接影响是能源价格及运输成本上涨，惟海上航道之争背后所反映的，是后美国时代全球秩序重组的开始。对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宏观大局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