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今年划一加薪2%。在财赤连年、私人市场裁员减薪不绝的当下，这无疑是特区政府努力平衡“市民观感”和“公仆士气”之后拿出的最大诚意。但由公务员和退休公务员所组成的工会、香港政府华员会并不收货，不但怒斥政府“做戏”，而且把向来被视为“铁饭碗”的“政府工”贬损为“胶饭碗”，甚至指责社会总会无限放大公务员的失误而忽视了他们做得好的地方。

新一年度公务员加薪方案终于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早前公布，高、中、低层加薪净指标分别为4.12%、2.64%及1.17%，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宣布，特首会同行会建议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既避免了“照单全收”的惯性，也规避了长期被诟病的“肥上瘦下”问题。政府明显想向公众传递信号——我们听到社会声音，也在作出调整。

薪酬趋势净指标是政府考虑调整公务员薪酬的六大因素之一，在工会操作之下成功被放大声音；但事实上，当局从未机械地跟足指标，而是需要考虑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职方调薪要求和士气、整体薪酬调整幅度。2024年，根据薪趋指标，高层可加逾5%，但最终全体划一只加3%；2023年，指标显示高层可加近4%，最终只加约2.87%。

疫后经济复苏缓慢，公共财政预算更是赤字连年，特区政府自然更加审慎运用公帑；如此艰辛之下，去年也只是对公务员采取冻薪而非减薪，今年财政预算略有好转便快速解冻，可见其对整个团队的重视。可是，华员会会长蔡冠龙却批评政府没有接纳工会提出加薪4.12%的诉求，又指控当局的咨询工作只是“做戏”、理应受到“指摘”。

作为劳方代表，向资方就调薪表达意见，确实无可厚非；当有关意见不获资方接纳，也难免意气用事。然而，华员会并非普通的劳工工会，而是具备服务社会性质的公务员；而公务员薪酬水平更不是不合理，而是处于已发展地区的中高位置，当中大部分都优于本地私人市场。但以蔡冠龙为代表的言论，或多或少反映部分公务员对于作为“人民公仆”的职责、对于薪酬待遇优于社会的事实、对于社会不满他们表现的根源，缺乏清晰的自省。

在2024/25年度，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的薪酬及有关开支约多达1,624亿元，占政府经营开支27.22%，并非小数。而尽管是次加薪方案已经涉及额外60亿元公帑，在基数本身就不低的情况下，即使只是加薪2%，实际加薪金额对于大多数打工仔来说已是遥不可及。但部分公务员仍然认为饱受委屈，又把“私人市场有得加”挂在嘴边，仿佛所有打工仔年年加人工、自动抗通胀。可现实是，薪趋调查显示私人市场低层职员平均加幅只有1.17%，远远跑输通胀，更别说近年专业界别裁员减薪，零售、饮食、建造业苦苦挣扎。

再者，公务员不但不必活在随时会因公司财务状况或个人表现不济而被裁员的恐惧之中，更无需承受私人市场那种“手停口停”毫无保障的焦虑。远的不说，光是去年，从冒牌水采购到宏福苑大火再到巴士安全带——全都反映官僚体系存在某种程度的慵政、懒政、怠政，但那些表现不济的公务员却又无须像私人市场那样被解雇。如此待遇，在部分公务员看来，却把“铁饭碗”描绘成不堪一击的“胶饭碗”；经济不景之下，纳税人要用更多血汗钱为公务员调薪，却被批评“加得不够”、“民粹”——这叫普罗大众作何感想？

现届政府在管治公务员方面，已较往届积极和进取。无论是更新《公务员守则》，还是推出“部门首长责任制”，抑或即将实行的“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都可见当局早已洞悉官僚体系的一些弊端，并正努力尝试改善。是次加薪争议，则进一步揭示了沿用多时的薪酬调整机制的不足之处，总与社会期望有所落差：有倾向地拣选更多大企业作为参考，未能全面反映社会加薪实况；在薪金基数差距极大的情况下，即使划一加薪同一比率，中层和高层公务员实际加薪金额往往远远抛离低层，并不符合分配正义。

反观内地，公务员工资并不会定期进行调整，更不会以“紧贴市场”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必须与个人表现和国家财政承担能力相扣连。年度考核分为四等，只有表现称职或以上者才能每两年晋升一个工资档次、每五年晋升一级；不称职者可被降职甚至辞退。

香港绝大部分公务员都尽忠职守，是维持城市运转的功臣，理应获得一定优待。但这中优待，从来都不应被解读为“只加不减”，更不应沦为少数人无限索取的挡箭牌。长远而言，当局仍须持续改革包括薪酬在内的机制，不断透过良政善治挽回公众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