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名字，曾经与美国的经济繁荣划上等号。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这位1987年至2006年在任的联储局主席被《时代》杂志誉为“拯救世界委员会”核心人物，长期以来被奉为能够以精准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大师”——直至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格林斯潘神话”应声破灭。

格林斯潘于1926年出生于纽约，二战结束后在纽约大学修读经济学，对当时主流的凯恩斯理论没甚兴趣，热衷于钻研技术数据。 在尼克逊年代他获提名为白宫经济顾问，到上任时总统已换成为福特。到了1987年接替伏尔克（Paul Volcker）出任联储局主席，当时未必很多人能料到，其任期将是联储局历来第二长，仅次于1951至1970年在任的小威廉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

迷信市场的“非理性亢奋”

“格老”的政策核心可以追溯至他对放任自由主义者Ayn Rand的推崇。后者视“自私”是一种宏大的力量，格林斯潘亦认同金融市场不受约束，蔑视政府的监管，以为市场能够透过“自律”来达致均衡。他推崇“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理论，接任的伯南克同样将低通胀视为经济稳定的充分条件，以为只要通胀受控，金融体系就能在技术进步与自我创新中繁荣稳定。

然而，正如印度经济学家拉詹（Raghuram Rajan）曾经指出，风险往往在经济繁荣时被隐藏，资产价格在羊群效应下脱离基本面，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掩盖系统的脆弱。格林斯潘忽视了明斯基（Hyman Minsky）的洞见——金融市场总是不稳定的，投机泡沫与其说是外来冲击，其实更是经济发展周期的必然产物。格林斯潘对“非理性亢奋”的口头警告只是无力的修辞，他在实际政策层面上仿佛袖手旁观，任由泡沫在金融体系内部形成。

“热钱”泡沫等同“市场暴力”

美元作为环球主要货币，格老的影响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动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将“金融自由化”包装成“经济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实则将新兴市场置于国际投机资本之中。正如经济学家Dani Rodrik所言，这种资本操作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置於伦敦、纽约等金融中心的操盘手之下。表面上促进发展，实际上却剥夺了这些国家的政策自主权。当“热钱”涌入时，资产价格被推高，产生虚假的繁荣；当风险出现时，资金迅速撤离，将这些国家遗弃在金融废墟中。

格林斯潘曾嘲讽“热钱”这类说法，声称只是资金逃离的地方出了问题，但这种论调恰恰掩盖了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不稳定的输出。透过向全球输出金融化模式，美国不但没有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实体经济，反而促使他们陷入反复的债务危机中。IMF随后扮演了收割者的角色，在危机爆发后以救助为名，强迫这些国家实行紧缩政策，损害当地民生，将本应由金融业及债权人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主权国家与人民。称其“市场失灵”也只是美化，本质上有如权力与资本共谋的“市场暴力”。

实体经济被牺牲加剧不平等

即使在美国国内，格林斯潘的政策令市场相信所谓的“格林斯潘期权”（Greenspan Put），期望联储局总为华尔街的冒险行为“埋单”。银行只要大到不能倒，联储局最终定会出手救市。惟金融化带来的财富大多流向了顶层的金融精英，而广大打工仔却面临收入停滞，以至是失去住屋的风险。当金融体系最终崩溃时，政府运用公共资金拯救造成危机的银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普通家庭却失去了家园。政府的权力被用来维护金融寡头的利益，而非保护社会大众的安危。

格林斯潘以降的美国货币政策若然有所启示，就是若脱离了经济基本面，忽视实体经济福祉，甚至迷信于自由放任市场，必然导致经济灾难。相反，货币政策必须抑制资产泡沫、防止过度杠杆与金融投机。对债务与金融风险的监管，有时甚至比通胀水平更关键。再者，货币政策应该促进充分就业，平衡资本与劳动的议价能力，而不是透过金融化手段助长寻租经济，央行更不能成为华尔街的附庸。根本而言，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美国资本市场泡沫化，无视能源危机以及通胀风险，置环球经济于崩盘可能之中，恰恰说明了“金融化”的狂欢必须结束。

格林斯潘的百岁辞世，正值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金融霸权的黄昏。特朗普无法以军事胁迫令伊朗，反而将其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无遗。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依靠强权任意收割全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环球经济秩序的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各国正在告别格老所代表的“放任市场、金融掠夺”年代。未来的货币与经济秩序必然建基于多边主义、主权平等以及金融监管的原则之上，摆脱美元帝国主义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