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回归29周年纪念日（7月1日），却被66岁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日前（6月29日）涉嫌醉驾四罪被捕，抢了新闻焦点。令人侧目的是，黄锦辉不但没有通报立法会，而且如常出席庆回归活动，神情泰然自若；直到东窗事发，他才发表道歉声明。讽刺的是，为了重塑议会尊严，立法会才于去年年底才制定了《立法会议员守则》；但刚刚换届半年，累计已有两名连任议员知法犯法。这难免令人质疑：他们曾否心存侥幸，以为能够隐瞒大众？若然如此，这些治港者们的治理意识到底有多不足，才会视自身的权力和职责于无物？

黄锦辉涉嫌在中大校园内醉酒驾驶、撞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以“酒后驾驶”、“不小心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及“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四罪拘捕。他已获准保释候查，七月下旬再向警方报到。《香港01》获悉，黄锦辉早于2015年涉嫌醉驾而被起诉并要上庭答辩，有媒体追查发现当时一名与黄同名同姓男子曾被判罚停牌九个月。

事件瞬即引发社会哗然，不少市民甚感愤怒。这种不满情绪，绝非单纯针对一宗交通违规事件，而是对整体立法会议员的操守和纪律的再度失望。2021年，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被赋予更高期望的立法会议员的表现却是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被指有操守问题；有见及此，去年年底，立法会罕有制定《立法会议员守则》，订明议员在履行职务时应该恪守的指导性原则。这本是议会与时俱进、自我完善的一大步；然而，《守则》墨汁未干，今年换届以来，已有两名连任议员知法犯法，实在令人尴尬。

新一届议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40个）由新人取代，各方讯号都显示，这场“大换血”不是单纯的人事更替，而是中央对“爱国者治港”的持续纠偏。1月26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国港澳研究会”的专题研讨会上强调“立法会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并对新议员提出厚植家国情怀、敢于担当作为、热心服务市民、勤勉参政议政、树立良好形象等五大要求，指明“要非常注意个人操守，以良好的形象为市民树立榜样。要遵守议员守则，谨言慎行，廉洁奉公，行事以公心为先，维护好立法会的声誉”。

然而，此前不久的1月23日，连任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珮才被揭发于湾仔谢斐道逆线行驶，而她也承认是“鲁莽”、“贪方便”，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则作出书面警告。五个月后的今天，连任的黄锦辉又涉嫌在校园内醉驾撞车后逃逸，比陈家珮所为更加严重。立法会议员负责制定法律，理应是守法的表率。但当议员一边审议法例，一边却视法例于无物，甚至在干犯罪行后企图蒙混过关——这种“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双重标准，不但践踏议会尊严，而且轻贱选民信任，更加愧对中央所托。他们之所以明知故犯、以身试法，明显就是心存侥幸、毫不敬畏权责，以为可以逃脱法网、甚至能够隐瞒大众。

事实上，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所有治港者们，都是“港人治港”的责任主体，被赋予“高度自治”的权力，也肩负“至高无上”的使命，本应对这份权力和职责怀有敬畏之心——敬畏授权赋权的人民，时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遵循规矩、如履薄冰，畏惧有负人民重托之事；敬畏从事公职的责任，时刻把人民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积极投入、尽心尽力，畏惧庸政懒政怠政之事。只有敬畏自身权责，才能够真正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放在心头，议员才不会视法律于无物，官员才不会在利益固化藩篱面前畏首畏尾。

中央时刻叮嘱香港必须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而“兴”的前提，是治港群体必须具备相匹配的政治素养和道德高度。在中央的加持之下，香港市民给予了治港者们前所未有的宽容和期待，但这份期待并非毫无期限。如果一些人继续在道德和操守上自降标准，在民生疾苦前敷衍应对，那么社会转型和制度改革的红利终将会被他们的懈怠和腐化所蚕食。我们期望警方不偏不倚、严正执法；我们也期望立法会监委会严肃处理，给予公众合理交待；我们更期望治港者们学会敬畏自身权责，真正对得起“港人治港”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