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足足16年的公义，终于勉强画上句号。昨日（7月5日），医务委员会就“双非”男婴黎远建脑瘫案颁布判决，裁定涉案医生薛守智严重专业失当，判处从医生名册中除名九个月，不设缓刑。医委会主席兼研讯小组主席邓惠琼直斥薛守智的证供不可靠、辩解不合理、毫无反省之心。讽刺的是，大半年前，小组曾以“案件拖延太久为免对被告不公”为由宣布终止研讯。如果不是传媒广泛报道、如果不是社会舆情汹涌、如果不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果断介入，这份公义恐怕早已经胎死腹中。

主要由医生群体组成、用以规管医生的法定机构“医务委员会”，已被诟病“医医相卫”多时。去年10月，一宗自2010年就提出医疗失误投诉的“双非子脑瘫案”，苦候15年后竟遭医委会以“案件拖延太久为免对被告不公”为由宣布搁置，再次引发公众质疑。社会最为愤怒的是，案件明明因为行业保护主义和行政程序官僚而迟迟未有寸进，而医委会不但没有对受害者家庭感到愧疚，反倒将他们有份制造的拖延结果扭曲成为涉事医生的护身符，大模斯样宣布放弃追究。如果不是社区组织协会多番奔走、如果不是广大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如果不是医务卫生局高度关注要求解释，医委会绝不可能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

这种消极被动姿态，本身已经暴露了医委会效率低下、缺乏监管的弊端。而研讯小组前言不对后语的表现——去年声称再审是对医生不公，今年则斥医生证供并不可靠，更加凸显医委会去年的荒谬。这无疑是向公众昭告，当时的裁决并非基于公义和专业。尽管真相终于大白，但医委会的诚信早已在这场拉锯战中重挫。这个诚信早已成疑却又被赋予极高管辖权力的法定机构，着实需要深刻反省是否还有能力为社会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

再看裁决本身。薛守智一方向法庭求情时，竟然抱怨传媒报道对他不公，将他写成“奸角”，令他在“污名下”行医，影响了他的情绪。这种自辩实在令人齿冷！16年前，因为薛守智的疏忽，黎远建刚出生便脑瘫——他影响的是一个孩子的一生和一个家庭的未来，但他关心的竟然是自己的名誉和前途。如果传媒广泛报道就是对薛守智不公，那么薛守智和医委会对黎远建及其家属又公平吗？九个月的除名惩罚，对得起16年的煎熬吗？

我们必须要问，这个罚则究竟基于什么标准？事实上，医委会的惩处机制长期被指“黑箱作业”，外界根本无从得知停牌一个月、半年、九个月、乃至永久除名背后的量刑准则，更不清楚到底医委会内部是否存在一份清晰的判决指引以供参考。在缺乏规范化、明确化、透明化的情况下，九个月的除名更像医委会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与业界利益博弈后的折衷产物——既要对公众有所交代，又要为同行留条生路。然而，这种缺乏客观标准的判决，恐怕无法修补公众对医委会的信任裂痕，更遑论重建“专业自管”的威严。

香港医疗体系经年累月的顽疾之一，就是将“专业自主”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每当社会提出要改革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比例、加强独立第三方监管角色时，医生群体往往会条件反射式地举起“专业自主”的大旗，警告政界与公众“勿以政治干预专业”。无可否认，医疗诊断确实需要极高的临床专业知识，外行也难以对手术台上的高低对错作出技术性评判；然而，“专业判断”和“裁决公正”从来就不是同一回事。专业判断是指医生在医疗过程中，是否符合当年的医学标准与程序；而裁决公正则是指当一个医生被证实欺骗、隐瞒、甚至在面对严重过失时毫无悔意，应该得到怎样的惩罚和规管。

后者属于社会公义和公共行政的范畴，绝非医生群体的专业权利。医委会研讯小组在处理同侪涉嫌违规的投诉时，一旦表现出本能的包庇和拖延，甚至企图以行政手段放生同行，那么这个机构就失去了“自我监管”的正当性。须知道，“自主”的权力源于社会的“信任”，当信任被挥霍殆尽，自主就变成了傲慢，变成了目无王法的“医医相卫”。医务卫生局刚于6月26日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以改革医会的方案。当局无疑踏出重要一步，只是现行方案之下，医生群体在医委会的关键决策和聆讯组成等方面，依然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和庞大的影响力，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他们将会受到有效制衡。卢宠茂锐意打破专业傲慢、重塑行业生态，理应更大胆研究交由真正独立第三方监管医委会的可行性。

九个月的除名期很快就会过去，薛守智也终有重操故业的一天，但那个16年来在轮椅上挣扎、无法言笑的脑瘫男孩，他的整个人生却永远无法重来。我们不能每一次遇到医疗腐败或行政失当，都奢望依赖传媒的爆料和医卫局局长的特事特办来拯救公义，否则制度就会没有存在意义。由卢宠茂领军的这场“医委会改革”任重道远，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专业自主回归到守护病患的初衷，香港的医疗体系才能重新赢回社会的由衷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