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项批评都是经扎扎实实的证据，他们无得抵赖。”——7月17日，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最后一天，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淦堃以此总结陈词。30天的聆讯，超过80位证人作供，加上大量工程文件、通讯纪录及科学模拟实验，只为找出那场焚烧了43个小时、夺去168人性命的五级大火责任谁属，告慰死者在天之灵。

此前一天（7月16日），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靖干的结案陈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列举了六个促成大火的因素，包括工人吸烟、非阻燃棚网、发泡胶封窗、其他不阻燃物料、后楼梯生口、火警钟失效；并把私营承建商和个别专业人士在施工期间的“欺诈与共谋”定为大火的“第一责任方”，又强调政府的监督工作只是“第二层角色”，且重申当局基于“合理信任”而设计的监管制度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行之有效”。

孙大律师的逻辑分明，在法律技术层面也许无懈可击。然而，他身处的不是普通听证会，而是关乎那场夺去168人性命、牵动全港人心、涉及诸多系统性疏漏的宏福苑大火。在数千名痛失亲友、丧失家园的居民面前，那种将“直接责任”和“监管责任”进行切割的论调，不免显得过于冷酷，甚至予人卸责之感，未必能够有效帮助政府辩护。

火灾发生至今已经过去八个月，全港市民所心心念念的交代，绝不只是充满法律术语的报告，更加不是各个部门划清权责边界的陈述，而是一次对于官僚文化的深刻反思、一场敢于直面不足的体制改革。无论建筑工人吸烟带来多大隐患、无论承建商人偷工减料有多卑劣，房屋局ICU、屋宇署、消防处、劳工处等监管部门始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套依靠工程行业自律自管的监管模式，确实曾令我们引以为傲，但近年建造业界多发事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监管系统已在不知不觉当中形成了某种“疏懒惯性”、而专业人士也在当局无意的“放任”之下陷入了“失德失职”——宏福苑的悲剧，正是孙靖干代表政府所言那种“合理信任”的全面崩塌——顾问公司涉嫌篡改承建商定罪纪录；注册检验人员竟然可以同一时间兼顾全港50多个项目，却只是负责签名了事；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甚至能在一次都没有落场查验的情况下，就代签了93张消防栓停用通知书。

总承建商“宏业”更是作恶多端——为了节省成本，采购大批量非阻燃棚网，一次次蓄意瞒骗政府；为了方便工人出入，竟在防烟逃生楼梯开设生口，公然破坏防护结构......然而，这些明显违反工程安全和消防安全的行为，在相关监管部门的日常巡查中，却因为一种“依书直说”的官僚心态而被悉数放过。一个最最致命的例子是，房屋局辖下独立审查组（ICU）落场巡查，承建商只需在测试区预先更换合格棚网便可轻松过关；ICU辖下小型工程组审阅完工照片，明显看到防烟楼梯生口大门赫然打开，却因为那些高级专业人员只需核对“有否提交照片”而无需审视“照片反映什么问题”，埋下非常严重的火警隐患。

“只要做足程序，结果与我无关”——这种匪夷所思的心态，在诸多施政失误事件当中并不罕见。对于那些官僚来说，只要填妥了表格、批阅了文件、走完了程序，那么就算最终结果并不公义、甚至涉及人命，自己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只是，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我们之所以信赖体制、供养公仆，正正就是为了寻求切切实实的生命安全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但当“程序”变成了官僚免责的“借口”，恰恰反映公仆面对民间疾苦时的麻木，那么体制恐将遭受信任危机甚或巨大挑战。

体制的监管漏洞清楚可见，至少应循三个方向改进。首先，修订《建筑物条例》，将大型外墙翻新提升至专门规管、将违规行为刑事化并大幅提高罚则，并且建立专业人员定期续期审查及严重失职永久除牌机制。其次，厘清市区重建局的积极角色，由专责子公司主动进行资格预审、独立估算及名单把关。最后，房屋局ICU、屋宇署、消防处与劳工处等部门必须建立恒常联合突击巡查机制，落实跨部门兜底责任，彻底杜绝推诿塞责。

制度补牢固然重要，良政善治也少不了与民共情。特首李家超清楚看到从“施工”到“监管”的责任链条，也深知维修建筑工程业界存在诸多陋习，因而成立“独立委员会”查找真相，并且承诺追责到底、彻底改革。廉政公署也和警方紧密携手合作，对涉案的承建商家和腐败的专业人士提出包括误杀、串谋诈骗在内的25项控罪。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市民的不安。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员的行径，恐怕正在消解这份难能可贵的信任。

在过往的行政文化中，“绝不认错”或许会被视为政治坚强的表现，担心一旦“道歉”就会削弱管治威信，甚至会在诉讼当中成为不利政府的证供。可是，环顾当今世界的治理经验，真正的威信从来不是建立在官僚的傲慢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权力的谦卑和对生命的敬畏之中。勇于担当、直面过失、诚恳致歉、痛改前非，正是重建公众信任的唯一解药。

宏福苑听证会的30天聆讯，既揭示了体制的缺失和行业的混乱，也让我们更看见了的人性光辉。那是殉职消防队目何伟豪在浓烟密布的火场中，为了拯救坐轮椅的长者而将自身安全置之度外的崇高使命感；也是叶先生、吴女士等等居民在经历丧亲之痛后，愿意直谏公仆别再说“不关我的事”；更是无数香港市民在这场集体创伤下，仍然对这座城市的公义有所坚持、对行政长官的承诺有所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