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学术造假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迪（Jason Arday），日前（8月14日）在伦敦住所倒毙，终年41岁。这场英国以至是欧美高等教育界的丑闻，大概没有更悲剧的收场。学术殿堂竟然存在“水份”，诚信荡然无存，金漆招牌无可避免地黯然失色。事件引发身分政治、觉醒文化、EDI（平等、多元与共融）争辩，阿迪的“社会性死亡”更沦为左、右翼阵营的舆论武器。这样的结局，是命中注定，还是始料未及？

阿迪作为剑桥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堪称平等、多元的象征。他的死引发多种文化议题争议。剑桥大学被右翼批评，是基于“政治正确”、为了增加“多元化”而聘请学术成就平平的阿迪。支持阿迪的左翼，则指责正是这些围剿和公审，造成了他的死亡。英国首相贝安德（Andrew Burnham）表示，现在正是反思时刻，应该思考事件何以演变至此。

人文学科面临生存焦虑

阿迪所受聘的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一部分，而该学科在上个世纪曾经可以傲视其他知识，但在今天早已风光不再。正如在剑桥大学任教30多年、曾任政治学系主任的朗西曼（David Runciman）所指，剑桥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除了校园古老可以招待游客观光之外，在资源分配以至是话语权方面早已被边缘化，让位给西北边的科学与工程基地、南边的生物医学校区，乃至人工智能及科技初创产业链。他毫不讳言，康河畔的中世纪学院建筑群诸如国王学院教堂，已经沦为某种“文化橱窗”。

AI时代，人文与社会学者的生存焦虑更甚。生成式AI能够撰写逻辑通顺的论文、翻译古籍，甚至进行复杂的文本分析，导致传统人文教育的价值受到前所未见的质疑。加上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化，任何学系如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业专利或者经济价值，不得不被削减预算、缩减编制乃至杀系。古典学、人类学和语言学首当其冲，神学和宗教研究、教育和社会工作、媒体和新闻的学生愈来愈少。伦敦大学学院（UCL）关闭专研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研究院（IAS），芝加哥大学新学年起暂停或缩减多个人文社科博士、硕士招生。

文化斗争葬送高教价值

面对你死我活的资源争夺，欧美学术界不情不愿地卷入、甚或是积极地参与了这场“文化战争”。费煞心机吸引眼球的，不只是社交媒体上的KOL，大学同样需要展示多元与进步的形象，以向社会大众以及捐助者宣示其“道德高地”。在学术审查的过程中，“常识”可能要让位给“政治正确”，姿态比起学术标准更为重要，疑虑可能会被扣上帽子。评审者或者大学管理层就算心有怀疑，亦无人敢于发声。本来想证明一己存在价值，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下反而亲手葬送了其意义之所在。损失的不只是个别学科、哪个学系的利益，更是整个社会将要赔上代价。毕竟在AI年代，人文学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AI可以处理大数据、生成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但它无法回答科技“应该”做什么的问题。AI发展的愿景是什么？演算法的目标应由谁来定义？科技带来的不平等如何衡量？当AI生成大量疑真似假、存在隐性偏见的文本，批判性思考更是不可或缺。尤其是在AI可以模仿人类的年代，对于“人何以为人”、“人类价值何在”等深刻诘问，都无法靠大数据或者算力来解答，而必须依赖人文学科的哲学思辨、历史视野、文学共情与社会学洞察。

打破分野提出香港方案

恶性竞争和AI冲击，不只影响欧美高等院校。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百强的大学，在自然科学、医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强大的研究实力，正全力推动发展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我们固然没有西方那样极端的文化战争与身分政治，但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人文学科同样受到不少威胁，亟待反思改革。文理分科的狭隘思维早已不再适用，大学应将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法律等思考嵌入科学、科技的研究和学习之中。必须把人文思考跟数理科学结合起来，才是高等教育的未来。香港大学去年推出的五年制STEM与人文双学位课程，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融合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与批判思考的人文学科。

相比起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身分政治，香港社会拥有独特的文化基因。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讲信修睦”、“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的中庸与价值观，另一方面是现代西方的科学理性、民主法治。正如国家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文明对话，香港正正应该在AI伦理、医学伦理以至是全球科技治理等议题上提出“香港方案”，兼具东方智慧与西方文明的思考路径，而高等院校和学术精英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