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年伊始，莘莘学子将迎接新的学习旅程。对于不少家长来说，为子女买齐教科书开学却不容易。今年课本价格较去年又贵了3.6%，有中一学生的书单总金额接近7,000元，连教育局也留意事件。局长蔡若莲表示，即使扣除地图、字典及练习簿等非必要参考书，必需的教科书费用亦要4,000至5,000元。对于基层家庭，这可能已经是半个月的开支。

教科书的价钱问题，本港家长绝不陌生。2017年课本价格上升2.1%，教育局表示“升幅温和”；2019年涨价2.7%，局方表示“升幅温和”；2024年教科书加价3.16%，教育局形容“尚算温和”。今年加幅3.6%，只得两成教科书维持售价不变，局长蔡若莲也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她重申当局一直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确保课本质素同时维持价格平稳；亦为有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

家长“埋单”却没有选择权

不少人建议政府恢复发放2,500元学生津贴，或者放宽书簿津贴的入息审查。蔡若莲认为社会资源有无限，若不设审查派发2,500元津贴，未必能够精准支援有需要家庭。再者，教科书的结构难题在于，选书的是学校和老师，付钱的是家长，使用的是学生。家长作为真正付钱、对价格最敏感的人，完全没有选择权可言。

加上学生必须购书，需求缺乏弹性，即使政府直接资助，也不一定为市场带来竞争削价的动力，甚至有可能是政府花了公帑，得益的是教科书商。竞委会几年前就指控有教科书商，涉嫌在中小学教科书的投标过程中，限制投标时所能提供的折扣幅度，构成《第一行为守则》所禁止的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及∕或围标。

如果教科书的加价问题至少部分源于市场结构，解决方案就应该对症下药。例如可否透过集体采购，教育局协助学校招标及／或谈判条款，以迫使出版商大幅压低单价？又或者，是否可以支援学校统一采购教科书并建立书库，以租借予学生使用？甚至更进取的做法是，教育局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要就价格把关，加幅超额的不获进入适用书目表？

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学生人数减少，出版社就算加价都未能应对成本增加。这即使反映了部分现实，将成本转嫁给莘莘学子都是有违教育原意，我们应该有政策鼓励书商在研发成本与售价之间取得平衡。

新时代需要怎样的“教科书”？

就本质来说，教科书将庞杂的知识有系统地呈现，用意是确保所有学生都得到一致的学习内容。较高能力的学生、较有条件的家庭当然可以另外寻求更多资源，不论是补习班、名校笔记或是其他精读材料，但教科书作为基本资源，确保了经济条件、教学水平或有差异，学生所得到的都不会低于标准。如果连教科书也动辄4,000元、5,000元，令基层家庭不胜负荷，如此异化怎能不加以正视？

平情而论，教育局没有作壁上观。“课本、教材和学材分拆订价”政策，方便学生和家长重用旧书，独立购买所需学材；出版社在五年内不得随意更改课本内容或推出新版本，也令二手书更加可行。随着电子教学成为常态，当局亦透过“香港教育城”、“教育多媒体”提供教学资源，为师生提供印刷课本以外的选择。

事实上，电子教学甚至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地教学模式以及对课本的需求。例如瑞典学生的阅读理解力，随着过度电子化而下降，政府因而提出“从萤幕回到书本”，要求学校回归纸本与书写教育。但与此同时，电子教学的确创造了可能性，让大学或者教育专业团体编写开放版权的教科书，让中小学师生下载使用，若需要纸本，印刷成费亦都有限。

人工智能（AI）更加正在改写教学方法，令课本内容可以针对学习能力差异而因材施教，一步步引导学生思考。AI内容当然不可以盲目相信、轻易滥用，因此更须推动教育专家研究，以建立可靠、专业的知识库、教学资源。传统教科书若不适应转型，莫说价钱问题，也有可能因为教学成效而被市场淘汰。

改变不会等待人的步伐，适变、应变、求变作为特区政府的理念，同样适用于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