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由美国担任轮值主席国，财长会议日前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Asheville）举行。在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低调访问莫斯科后，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Anton Siluanov）周一（8月31日）现身美国出席会议，欧洲代表当然为之不满。特朗普重启关税战，尤其是处处欺凌加拿大，同样为矛盾所在。不合群的美国要将矛头转移，最方便的做法自然是突显出与中国的差异——财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发表“主席声明”，声称由于中国反对草案的第4、10、11及13段，G20财长会议无法达成联合公报。

“主席声明”第4段强调要确保能源、粮食、化肥及“关键矿物”等供应链顺畅运作，并特别点名要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及全球海域的自由安全航行。西方媒体将此解读为针对中国将关键矿物（如稀土）武器化，以及实施出口管制。但是美欧要求中国无限制出口“关键矿物”的同时，不也是对中国绿能产品高筑关税壁垒？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权”写入财长公报，也只会将地缘政治安全议题带入经济论坛，无助解决当前由美国发起的伊朗危机。

美式金融霸权的内耗

第10段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消除“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并点名“具有过度且持续外部顺差的国家”应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促进国内消费。事实上，西方一直归咎中国实施大规模国家补贴、制造“产能过剩”，将大量廉价电动车、电池和绿能产品倾销全球，压垮西方的制造业。但贸易顺差到底是来自于所谓的“非市场政策”，抑或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高储蓄率与制造效率？不但“十五五”规划将“扩大内需、投资于人”列为核心，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出席G20阿什维尔会议后，亦在新闻稿强调要“全面、客观、平衡看待全球失衡问题”。一方面中国正在推动扩大内需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简单归咎于“中国产能过剩”，只会忽略自身产业竞争力衰退的问题。

“主席声明”第11段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经合组织（OECD）改进数据，扩大对各国“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的调查与监测。乍看之下，这是透过独立第三方国际机构，建立全球透明度与公平竞争规则，然而OECD本身就是西方富国俱乐部，IMF的话语权更是长期由美欧掌控。将国际机构“武器化”，以定义与调查何谓“非市场行为”，等同于让美国兼任裁判，建立专门针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审查体系，这是中国没有可能同意的。

财政部除了强调“全球失衡问题”之外，新闻稿亦提出“通过促进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明显是针对“主席声明”第13段的分歧而来。美国主张集体行动与公平分担负担，处理高负债国家的债务，背后是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归咎于所谓的“债务陷阱”，指摘中国没有配合西方主导的减债方案。然而全球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美联储高利率与美元升值带来的资本外流与巨额利息负担。中国主张透过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来提高还款能力，而非逼迫债务国接受西方金融机构的偏颇条款，更拒绝接受西方主导的减债规则。

甩锅中国救不了美债

G20财长会议召开的同时，金融市场正经历一场美债抛售潮，美国为首的多国长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4.8厘，30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5.2厘以上，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升穿3厘，英国30年国债息超过5.8厘，为1998年以来最高。毫无疑问，美债不再被视为无风险的安全资产。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寄望于关税和强迫美元贬值，却不正视制造业及生产力、人力资本投资等根本问题，如何解决经济结构失衡？无怪乎全球资本加速离开美债市场。

G20财长会议的僵局表面上是文字之争，本质上是两种发展路径的碰撞。美国倾向于用金融手段来“解决”问题：失衡就靠压制出口，债台高筑就靠金融重组。中国坚持实体与发展视角：失衡要靠发展内需与技术升级，债务要靠投资建设、把蛋糕做大。贝森特利用“19比1”的声明表决，将中国形容为不合作的异见者。然而，中方透过产业政策引导长期投资，形成极强的供应链韧性，反对的是将“市场”等同于“西方制定的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到访，但他是否正视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坚持，这是很大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