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公布，去年本港自杀率虽然稍为回落，但15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率却逆势上升，其中男性青少年的自杀率更由0.3升至4.0。个案不局限于传统观念中的“高危家庭”（如单亲、低收入家庭），而是出现于一般家庭，甚至是传统名校及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加上新学年开始以来，本港发生至少七宗学生自杀、自残或有寻死念头案件，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无疑响起警号。

青少年自杀率逆势上升
多重压力源头相互叠加

青少年期本应是生命中最具活力、探索无限可能的阶段，惟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却不只是个别研究或调查所关注。香港心理卫生会今年3月发表调查报告，Z世代（18至24岁）受中度至重度抑郁困扰的比例超过四成，受中度至重度焦虑影响的亦逾三成。数据显示，Z世代的电子屏幕平均使用时间与其抑郁及焦虑分数呈显著正相关，反映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与情绪困扰有密切关联。

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危机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而是多重压力源头相互叠加的结果。学业压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学业压力背后，又与家庭及社会环境相关。如果父母以学业为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社会欠缺多元学展的机会，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优胜学生”，也承受着“不能失败”之重，以至难以喘息。

新世代以手机为中心
承载全社会过度期望

再加上，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焦虑世代》所指，Z世代的成长阶段已经不再是以游戏为中心，而是以手机为中心。但是青少年作为“数位原住民”，在社交媒体面对的是“视觉社交比较”、完美主义焦虑以及网络霸凌，无助于建立心理韧性，遑论精神健康。

爆旋陀螺今年在香港成为热潮，青少年自发在公共空间切磋， 商场举办大型直播比赛及KOL宣传，某程度上打破了电子游戏的隔阂，折射出人与人实体连结的需要。但爆旋陀螺只是集中于部分青少年，亦不至于改变整体成长生态，无可能成为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救命符。

归根结柢，青少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在家庭、学校以至社会环境之中。当他们的精神健康出现危机，必然指向了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试想像，如果父母每天面对生活和经济压力，焦虑不堪，又或者学校的教师行政工作繁重，自身亦解决不了压力，成年人的焦虑、不安与压迫感，有可能不影响青少年吗？尤其是青少年仍在成长阶段，缺乏足够的心理韧性与资源来自我调适。一旦父母把焦虑转化为对子女的过度期望，教师又无法及时察觉学生的异样，青少年如何可能保持精神健康？

成人学懂处理自身焦虑
才能提供健康呼吸空间

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陪我讲”推广计划，以至是在校园实施“三层应急机制”，无疑展现了政府的重视，在救急扶危层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现行的应对体系主要依赖“后期介入”，香港心理卫生会的调查却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不会或不确定会寻求专业协助，反而转向AI情绪求助。向AI求助始终无法从源头重塑环境，我们须做的是，还给青少年一个能够健康呼吸的成长空间。

改变过度追求竞争的教育文化，前提是改变成年人对发展前景的想像；改变成年人的想像，前提是社会结构出现了变化，不同能力的人都得到发挥机会，所谓“成功”的定义更加多元，并且以人为本。甚至乎Z世代已经开始成为家长、执起教鞭，如果他们也不是在健康的环境成长，具备心理韧性，他们所教育的下一代怎可能精神健康？如果父母、教师也无法正确使用社交媒体，又或者是“机不离手”，青少年又怎可能不被扭曲，注意力碎片化，甚或互联网霸凌与排挤？当媒体报道偏离世卫（WHO）指引，过度描述事件地点细节、明确描述自杀方式等以吸引流量，这怎可能不引发社交平台上的转载及二次讨论？

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响起的警号不是青少年的，而是成年人的。我们以为青少年面对学业压力、沉迷虚拟世界，却不知实质上他们是成年人所形塑的社会环境下成长，承受成年人的焦虑、压力、渲染，以及各种人生的定义。学校和家庭要重构以人为本的育人空间，传媒与大众要成为负责任的资讯传播者，成年人要学会处理自身的焦虑、建立健全的心理韧性，香港的下一代才能望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