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届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近日接受《香港电台》访问寄语议员尽责、尽力、尽心工作；她又引述朋友意见表示：“90个议员要好多钱，60个不用这么多钱；我觉得有些道理，不过我没有能力改变或者表达任何意见，因为我已退出政坛。”这位政坛元老的“无能为力”，瞬即引发不少共鸣。事实上，除了“议员数量过多”，坊间不乏提倡议会改行“义务制”、“全职制”的声音。这种诉求背后，是整个社会对于议会精英能否克尽己职的深层焦虑和强烈叩问。

议事秩序恢复
议政质素存疑

2019年修例风波引发空前管治危机，迫使中央出手修改香港各级选举制度。其中一大改变，就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把立法会议席由70个增加至90个，当中地方直选界别减少至20个，功能界别维持在30个，另新增选举委员会界别占40个。改制之后，扩大了政治协商的范畴、增加了均衡参与的规模，也提高了安全系数的保障，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重塑了从政议政的规则、纠正了行政立法的关系、恢复了议会秩序的正常。

改制后产生的第七届立法会，没有了浪费资源的政治对抗，也提高了审议法案的效能效率，使得多项拖延多时的重大政策得以顺利通过。然而，议员议政质素始终令人存疑。四年任期下来，广大市民看到的，是不少人只懂得在议事厅内重复领导人说话、赞颂当家人英明、顺带宣扬自己“成功争取”，却鲜少提出具备深度的质询和切中时弊的建言。去年换届选举前夕，多名资深议员退下火线，社会一度期待“大换血”能够带来“新气象”。

频现操守问题
市民关心枉然

然而，第八届立法会运作至今，那些得以留任的旧人，部份依然固守传统从政思维；而随之补上的新丁，多数亦未展现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议政能力。一旦陷入“换汤不换药”，难免影响市民对于议会改革的信心。而更令公众失望的，是个别议员的道德操守。上届立法会任期之内，有传闻指有已婚议员感情生活过于丰富；至任期完结之后，又有报道指有卸任议员滥发大额花红给议员助理。到新一届立法会上任以来，在短短半年之内，竟有两名在任议员因驾驶问题引发轩然大波，其中涉嫌酒后驾驶并于肇事后逃逸的黄锦辉，在舆论压力下辞去议员一职。如果议员自身都对公职缺乏敬畏，又谈何在市民心中建立权威？

相较于2019年之前，广大市民对于议会新闻的关注度显著下降，一些人或许会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社会恢复平静”、“议会不再哗众取宠”、“市民高度信任政府”。这些分析不无道理，但也并不全面。事实上，每逢重大事件，例如物流署买错冒牌水、巴士强制配戴安全带、宏福苑火灾追责问责等等，有关新闻的点击率仍然偏高，从评论区更可见大家期望议员为民请命，可惜事与愿违。可以说，市民绝非不再关心香港，而是处于一种“关心也是枉然”的消极状态，不太相信一些唯唯诺诺的议员，能够带来积极有效的改变。

高薪难养贤能
莫负纳税重托

正是这种背景之下，范徐丽泰引述朋友提出“议员数量过多”一说，才会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共鸣。目前每位议员每年可以领取近130万元薪金，还有逾380万元办事处营运津贴，到任期届满之后更可额外领取近80万元约满酬金，即平均每月可获44万元个人薪酬和营运津贴。按90名议员计算，四年任期至少动用近20亿元公帑。正常人都会问：立法会议员的表现，是否对得起纳税人的钱？事实上，社会早有强烈声音认为，不少议员角色重叠、功能模糊，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坊间甚至开始讨论：既然议员表现参差不齐，不如考虑改为“义务制”？即不再环比发放高额薪金，而是仿效新加坡国会制度，每月只发放1.85万新加坡元（折合约11.34万港元）津贴，以免议会沦为谋取高薪厚职和政治头衔的投机温床。

在新加坡，多数国会议员本身已经拥有专业职业，所以议员只是“兼职工作”，而津贴旨在补贴服务选民开支，并非公职报酬。但在香港，尽管沿用英国议会制度，同时发放相等于一份全职工作的薪酬和津贴，却没有仿效英国强制要求议员把职务视为“全职工作”。翻查纪录，立法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议员月薪已由63,870元逐渐增加至108,790元。近年议会表现差强人意，议员也识相少提调整薪酬，但坊间仍然质疑一些人徒食重禄。

无论是“削减议席”，抑或是“改义务制”——这些意见是否完全适用于香港，仍然有待各方审慎研究。但反过来看，这些声音之所以能够持续发酵，或多或少也反映了普罗大众的基本观感。逆耳之言的最大意义，或许就是提醒从政者们：议员不易做，唔好乱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