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高等法院宣告黄之锋因“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囚十年，旁听席间传来啜泣，而站在被告栏内的青年，眉头深锁，神情黯然。从15岁发起学运，到24岁身陷囹圄，上月才刚踏入而立之年，如今就要再加十年刑期。求情信里，写着对走错方向的懊悔、对年迈双亲的亏欠、对无法投身社会的遗憾，以及渴望重回人生起点的无奈。字里行间固然令人唏嘘，但法律尺规从来不会也不该轻易偏斜。

十年盲动成幻象
群体造神终破灭

法庭判词指出，《香港国安法》自202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之后，“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依然没有终止所谓“国际战线”的政治倡议，而是持续透过投书外国媒体、社交平台转载、联络海外政界等方式，试图游说外国政权对中央及特区官员实施制裁或其他敌对措施。这种在国安法下仍然执意试探甚至跨越法治红线的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特区利益，被法庭定性为“罪行重大”，必须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和相关代价。

“对于本案，我不求开脱，我选择承认控罪，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后果与代价。”——正如黄之锋在求情信中所言，他当时的“法律判断未及充份、清醒，未能在每一个行为的边界上作出恰当取舍”，如今就必须接受相关罪责、坦然服刑。问题是，他是如何误入歧途？又是如何掀起滔天巨浪？——这个社会也理应对此有着更多的思考——毕竟黄之锋从来不是独自一人站上舞台中央，而是被香港社会一部份投机主义的政治力量、一大批不负责任的民粹舆论、甚至一整个混沌时代的盲动情绪，共同捧上政治神坛的产物。

可以说，那是一个群体造神的过程，但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集体迷思的幻灭。

匹夫之勇撞高墙
狂热散场剩唏嘘

2011年5月，15岁的黄之锋创办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主张反对特区政府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在翌年暑假发起一场席卷全港的“反国教运动”，瞬间引发大量中产家长的情感共鸣，一度号召12万名市民包围政府总部，最后成功迫使时任特首梁振英退让，宣布搁置国民教育科指引。2014年9月，人大“831决定”之下的政改方案陷入无休止的争拗，“学民思潮”联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发起冲入政总东翼回旋处的公民抗命行动，17岁的黄之锋因而遭到警方逮捕，戴耀廷旋即宣布启动“占领中环运动”，展开了长达79天的包围政总、警民对峙、暴力冲突，令香港首次出现“黄丝”与“蓝丝”的政治撕裂。

相信当时谁都没有想到——那种愈发激烈的抗争路线，会为香港带来多大折腾；那个咄咄逼人的稚气少年，会有多少时日身陷囹圄。相反，在那群年轻人的带动之下，支持者们愈发认定传统泛民的“和理非”路线软弱无力，因而转投新兴政治力量冀能带来改变。2016年9月，经过旺角骚乱之后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仍然躁动不已，19岁的黄之锋创办政治组织“香港众志”，错误主张“民主自决”香港前途，却迅速抢占道德高地和舆论阵地，进一步开拓了支持者们的政治幻想，最后以高票把代黄参选的罗冠聪送入议事殿堂。尽管罗在“宣誓风波”中被法院裁定就职宣誓无效而丧失议员资格，却又获得了更多市民同情。

2019年6月，修例风波一发不可收拾，比黄之锋激进得多的极端抗争迅速崛起并彻底失控，“五大诉求”、“揽炒”等口号如迷幻药般让群体亢奋不已，黄之锋等人更将筹码全面押注“国际战线”，致力奔走于西方各国政坛，妄图透过外部势力向特区政府施压。2020年11月，24岁的黄之锋因在反修例行动中被控非法集结罪成入狱，此后陆续因为未经批准集结、颠覆国家政权、藐视法庭、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罪成而持续加刑，至今已经服刑接近六年，如今再被加刑十年，最快要到40岁才能离开铁窗。

深层矛盾积怨暗
乌托邦里误青春

政治就是如此残酷，讲究的是实力博弈，而非浪漫主义的热血口号，更非象牙塔内的意气之争。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一个特别行政区，在宪制地位上从不具备独立的主权身份，在地缘政治博弈的巨浪中更属于弱小一方。“亚圣”孟子所云的“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本应作为香港和中央互动的参照，必须秉持政治智慧和敬畏谦卑，方能在“一国两制”之下主动寻求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统一。令人扼腕的是，那一时期的不少香港人却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身处自由民主的阵营之中，能够在大国交锋的狭缝里舞文弄墨、呼风唤雨，甚至妄图以卵击石、挟洋自重。这种孟子所斥责的“匹夫之勇”，不但没有为香港带来丝毫前途，反而将特区和他们自身推向了覆亡的边缘。

黄之锋那一代的年轻人首当其冲。问题是，当他们在政治迷宫中愈走愈偏时，这个社会上的成年人、从政者、知识分子、新闻媒体乃至键盘战士，究竟给予了他们怎样的指引和教导？回首那段过往，上至社会贤达下至普罗大众，有多少人或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或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私利，甚至仅仅是为了在同温层中获取虚荣的认同，非但没有力劝年轻人们悬崖勒马，反而为他们的违法行径披上英雄外衣？那些廉价的赞美、所谓“不割席”的默许，以及海外政客居心叵测的站台，无一不在推动那群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们走向深渊。

政治神话最终在法治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外部势力也在利益权衡之后迅速退场，当初那些合力造神、给过年轻人们虚妄底气的旁观者更是早已作鸟兽散，只留下一群迷途羔羊，或在阴冷的囚室里，或在颠沛的流离中，用十年乃至更长的青春年华去咀嚼盲动的苦果。

司法纠偏立底线
改革治理救未来

他们固然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但催生那场席卷全城风暴的土壤，却是香港社会长年累积而未被正视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黄之锋出生于香港回归前夕的1996年，他的成长轨迹与香港特区的发展历程完全重叠。回归之后一段时间，香港的国民教育和国情认知几乎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导致年轻一代的国家观念和身份认同形成了巨大的空白和疑虑。与此同时，香港的经济结构走向严重单一化，金融与地产的高度繁荣掩盖了实体经济的疲弱，楼价疯涨令人绝望，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向上流动近乎停滞。年轻人们寒窗苦读，换来的不过是入不敷支的薪资水平和望尘莫及的置业梦想。那种深植于经济民生底层的挫折和无力、甚至对于未来前途的困惑和焦虑，在社会内部积聚了极其庞大的负面能量。

面对那股日渐汹涌的民怨暗流，往届特区政府始终高举“大市场小政府”的管治教条，抱持官僚主义的消极思维，对深层次矛盾视若无睹、得过且过，未能及时推动治理改革和社会转型以疏导民怨。分离主义思潮和极端政治势力，则趁机将原本相当复杂的发展困局，高度简化甚至歪曲成为单纯的政制问题。他们向年轻人灌输了一套虚假的因果逻辑，编造出只要打破宪制架构、落实全面普选、甚至借用外力推翻体制就能解决一切分配不公的乌托邦幻想。在缺乏成熟思辨和历史视野的青春岁月里，无数年轻人就这样被套上了意识形态的枷锁，误以为可以透过抗争拯救这座城市，殊不知自己却早已沦为注定牺牲的棋子。

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必须对下一代负起责任。这种责任，既意味着要对已经犯下罪行的年轻人施以严正的法律纠偏，让他们在承担后果的过程中深刻体会法治的尊严与底线；更意味着要对千千万万尚未走入歧途、依然在生活边缘挣扎求索的年轻人进行守护和引领。黄之锋期许自己能像“三落三起”那样在跌倒之处重新站起、行于正路。我们也期望他的沉淀自省出于真诚，更盼望他能在刑期中洗去盲目狂妄。对于身处高墙之外的年轻一代而言，我们更迫切的任务，是持续改革以彻底铲除滋生下一个迷途羔羊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