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珮帆｜借壳办学与制度套利侵蚀香港教育公平

近日，内地培训机构“摘星DSE”与香港崇正中学的“借壳办学”协议引发社会震动。这一操作以提供香港学籍为诱饵，实质疑涉违规，机构更向内地家长收取每年高达19万元的费用，这竟是香港教育局核准收费标准的五倍之多。更令人忧心的是，不良仲介同步鼓吹“无需来港就读，即可通过自修生身份考取DSE并获取香港政府资助学位”的移民捷径，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两股乱流交织，不仅暴露跨境教育监管的脆弱性，更直接拷问香港教育的公信力根基。当教育沦为商品化工具，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崇正中学与摘星的合作名为“合办”，实则游走于法律边缘。若属单纯场地租赁，摘星作为内地机构在香港办学必须注册，若涉及教学外包与学籍转移，则触及香港《教育条例》的监管红线。实际操作中，摘星以“保录香港名校”为宣传噱头，其微信公众号高调展示今年288名自修生中285人获港大、中大、科大录取的“战绩”。这种将学籍与学位异化为商品的模式，本质是利用内地家长对香港学制的资讯差牟取暴利，变相透支香港教育信誉。

现行DSE自修生制度存在漏洞，要求仅需年满19岁或曾应考，即可报考，无国籍、学籍或居住要求。这一宽松门槛被中介扭曲为“升学移民”通道。尽管考评局辩称2025年达到学士学位要求的日校考生人数增加764人（占比38.5%），未受自修生影响，但家长质疑的焦点在于资源挤占的长期风险，即若放任“假自修生”激增，本地生升读顶尖学府的机会可能被稀释。

监管失焦成为跨境教育协作的制度困境，香港对私立学校与境外机构的合作长期缺乏清晰规范。崇正事件后，教育局仅依据《教育条例》暂停该校部分营办活动，却未触及跨境办学监管的深层矛盾。更讽刺的是，申诉专员公署2020年已批评教育局“多年未就国际学校收取债券、建校费等设立审批制度”，尽管2023年8月推出新机制规管私立学校其他收费，但对“学籍挂靠”类操作仍无针对性约束。监管反应滞后，总在问题爆发后才“止血”，暴露制度的前瞻性不足。

“借壳办学”往往利用“跨境操作、两地脱管”的盲区。摘星在深圳运营，却销售香港学籍套餐，中介通过内地社交平台招生，规避香港法律管辖。香港若无法与内地教育部门、市场监管机构建立即时通报与联合执法机制，灰色产业将始终在监管缝隙中滋生蔓延。

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五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强的学术声誉与高度国际化的教育环境，但“借壳办学”乱象正腐蚀这一根基。当香港学籍被明码标价、DSE公平性遭广泛质疑，国际社会对香港教育的信任度必然下滑。长此以往，香港对顶尖人才吸引力将减弱，最终动摇其“区域知识创新枢纽”的战略定位。

特区政府正积极扩容国际生源，将资助大学非本地生限额提升至40%。然而，政策初衷是吸引优质人才，而非纵容机构以“卖学位”套利。更严峻的是，当资源向商业化专案倾斜，可能挤压对本地科研与师资的投入。香港近年定位从“学生枢纽”转向“知识创新枢纽”，强调高校与企业的研发合作，如InnoHK平台引进28所国际实验室，但若基础教育监管失序，高端知识生产亦将成无源之水。

为针对上述问题，必须紧急修补监管漏洞，明确私立学校跨境合作的法律边界。例如限制用途，若出租校舍，严禁涉及学籍挂靠，校方须对承租方负连带责任；课程外包须经教育局审核权责划分、收费标准与品质评估机制；针对自修生制度，考评局应加强审核学历证明，对无法证实合法在学身份者拒绝报考。同时，加强打击“借壳办学”及巡查高风险私校。

根治乱象亦需内地与香港协同，可透过成立联合工作组，整合香港与内地相关部门的资源，建立机构黑名单与即时资讯共用机制，并加强源头打击虚假宣传，严打标榜“来港保录DSE”等等广告，香港同步查处关联中介。以及设立家长教育节点，在深圳、广州等需求高地开设咨询点，普及香港学制与升学政策，破除资讯不对称。

为重塑枢纽竞争力的长效机制，香港须强化知识创新枢纽功能，推动高校与业界深化应用研究，以科研价值吸引真正人才。同时优化国际生结构，在提升非本地生限额同时，通过奖学金与就业引导，吸引STEAM领域高潜力学生。以及建立教育品牌保护机制，对冒用香港院校名义的内地机构发起商标诉讼，维护学术声誉。

教育绝非商品，学籍更非可交易的移民筹码。“借壳办学”与自修生套利的蔓延，不仅侵蚀考试公平，更将动摇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立身之本的公信力。当深圳家长为“摘星套餐”支付19万天价学费，当本地家庭担忧学位被挤占，香港教育的公正性已被侵蚀。唯有通过制度补漏筑牢底线、跨境协作织密监管互联网、以知识创新重塑枢纽价值，香港教育才能从这场信任危机中重生，真正成为培育全球化人才的灯塔。

作者葛珮帆是立法会（选委会）议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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