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思路｜爱国教育的新尝试

来稿作者：叶浚生

在当代中国的都市化浪潮中，历史空间的保存与活化从来不是单纯的建筑工程，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交织的产物。这些空间往往成为集体记忆的载体，稍有不慎，便会导致记忆的断裂与遗忘。

8月21日，内地正式设立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举措不仅是特区政府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一步，更象征著一种对空间与记忆的战略性重构。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这座基地的诞生，为港澳青年提供了一个具象、可触及的场域，让抽象的家国情怀转化为活生生的体验。

爱国主义教育的背景

回溯历史，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内地自80年代起已逐步制度化，其核心工作建构在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国家认同。然而，在深受港英遗产影响的香港，相关爱国教育实践却走上了歧途。民间对祖国记忆常常在城市更新发展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淡化。

事实上，香港社会长期缺乏对家国情怀的表达，爱国文化在传统精英阶层中不被重视，鲜有人在社交场合堂而皇之地讨论或庆祝。一般市民百姓从不认为, 爱国是一种与生俱来且的品格，而跟爱国产生了尴尬或疏离感，仿佛它属于别的国度的叙事，而非自己日常生活的延伸。

历史及文化偏见正是香港爱国主义教育推行的一座大山。譬如，在城市保育的话题中，大家热衷谈论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废墟，见到那些斑驳的拱门和铁铸栏杆，便生出“我见犹怜”的惆怅，纷纷发起保护运动或社交媒体分享，视之为港英时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但面对同时期风格的中式建筑，如旧式唐楼或祠堂遗址，却未必有同等的热情或同理，反应往往冷淡，仿佛它们的价值需额外注明。

关于文化偏见，从学校教育和家庭传承中也能窥见一斑：在课堂讨论历史时，世界大事如二战的欧洲战场往往被生动描绘，引发学生热烈讨论和情感共鸣；但中国抗战史却常被简略处理，仿佛不值得同等的“吸引力”或“沉重感”，莘莘学子对民族历史只停留在皮毛，奢谈同鸣共振。

如何破除偏见

这种现象背后或许存在多重成因，但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遗留问题与回归后的社会暗流，使得“爱国”成为某种敏感而复杂的议题，难以在公共话语中坦然展开。它不仅压抑了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导致家庭教育变得不连贯而谨慎一一Y世代的父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结果，孩子们在学校或同侪之间，也难以自信、大方地讨论与爱国相关的文化认同，最终使得家国意识变得抽象而遥远。

正因家国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根基如此重要，更需要通过“具象化”、“情景化”的方式将其重现在人心。爱国主义教育的在地化实践必须依赖具象且可感知的地点，并透过故事化与体验式教学来深化认同。青年们触摸历史文物，聆听革命故事，这种场域化的历史教育，更能有效唤起情感互动。但前提是，基地的历史诠释必须透彻明确，成为真正触动心灵的桥梁。因为它不仅是教育场所，更应该是唤醒文史记忆的生态圈。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方法论上的严谨。史料的批判与交叉验证是确保教育质量的关键。在基地的运作中，若能融入这些原则，将港澳青年的本土记忆与国家叙事有机结合，便能筑牢爱国根基，厚植家国情怀。毕竟，在当今碎片化的资讯时代，强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已非可有可无，而是迫在眉睫的必要性。它不仅能抵御外部势力的文化渗透和扭曲攻击，更能帮助青年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找到内在的自信与平静。

设立“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对港澳青少年的一次集体召唤，也是对特区政府的一次提醒，更是给予港澳社会的一次学习契机。它让我们意识到，爱国主义并非高悬在空中的口号，而是需要在具象空间与日常体验中不断被唤醒与传承。更重要的是，让“爱国”不再只是庄严场合里的标语，而能够成为自然的情感，融入日常的对话与生活，成为一种无需遮掩的自信。

作者叶浚生是民主思路地区干事、元朗分区委员会委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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