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是中国经验对现代性理论的贡献
来稿作者：伍俊飞
现代性作为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被西方理论和经验所主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将现代性的维度概括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这一理论框架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和历史经验。然而，这一框架存在著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局限，无法充分解释全球范围内多元现代性的发展路径，尤其是中国崛起所代表的新型现代化模式。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的“工业主义”维度主要描述的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机械化生产模式，而“资本主义”维度则强调私有制、市场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逻辑，两者都未能充分捕捉到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经济运行的效率在现代性构建中的核心作用。
现代性理论的西方范式及其局限
西方现代性理论形成于特定历史语境下。17至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追求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政治理念，这些理念确实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价值理念忽视了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作为现代性动力的根本作用。西方理论家往往将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视为自然而然的过程，或者是政治制度的副产品，未能认识到其作为现代性独立维度的理论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特别是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的实践，对现代性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重构。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精准地捕捉了技术加速在现代性构建中的核心地位。而“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则深刻地反映了效率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价值。这些理念不仅指导了中国的发展实践，而且对全球现代性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近年来，西方思想界也开始反思传统现代性理论的局限。美国矽谷企业家Peter Thiel、马斯克等人推崇英国学者兰德（Nick Land）提出的“加速主义哲学”，主张通过技术加速和效率提升来推动社会变革。这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回应和反思，反映了西方精英对中国模式下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的深刻关注。
技术加速与效率经济：中国经验的理论内涵
技术加速与效率经济作为中国经验对现代性理论的重要贡献，有著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概念特征。技术加速指的是技术进步、扩散和应用的速度不断加快的过程，表现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周期大幅缩短。效率经济则强调资源配置和生产过程的优化，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实现经济系统整体效能的提升。这两个概念相互关联、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机制。
与传统西方现代性理论不同，中国经验下的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有著独特的理论特征。一方面，技术加速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技术演进过程，更是一种国家战略和制度安排。中国政府通过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有意识地推动技术加速进程。中国在军工（如六代机、电磁弹射、高超音速武器等）、高端制造（如高铁、电动汽车、无人机、电子束光刻机、工业机器人等）以及数位化技术（如人工智慧等）等领域逐渐与美国平分秋色。另一方面，效率经济在中国也不仅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一种经济治理和社会组织的创新模式，通过改革体制机制、优化管理流程和创新激励机制，全面提升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
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表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首先，技术加速在中国体现为一种跨越式发展的模式。中国没有简单地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发展的线性路径，而是通过“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的策略，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例如，在人工智慧领域，中国的DeepSeek模型通过无监督强化学习框架将训练成本降低80%，性能接近国际顶尖大模型，推动AI向轻量化、平民化发展。
其次，效率经济在中国体现为一种全面优化的模式。中国不仅关注微观层面的企业效率，而且注重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以及中观层面的产业生态系统效率。这种多层次的效率优化体系，使中国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韧性和活力。例如，长三角的工业数据平台连接了2000多家企业后，整个区域的工厂配合更默契，生产成本平均降低了15%。
第三，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在中国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技术加速为效率经济提供了动力支撑，效率经济为技术加速提供了应用场景和回馈机制。这种互动关系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反复运算演进、螺旋上升的特征。统计资料显示，2025年中国制造业数位化渗透率已达67%，政策与技术的双重驱动正在重塑产业竞争格局。
最后，中国的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不同于西方模式下技术替代劳动、效率排斥就业的困境，中国努力实现技术赋能人类、效率促进就业的新型发展路径。例如，AI智慧体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通过多模态资料（影像、基因、病历）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将癌症治疗成本从50万美元降至8万美元，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使更多患者能够获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技术加速的中国路径：历史进程与创新实践
中国的技术加速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追赶到并跑再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阶段（1978至2000年）、自主创新与集成创新阶段（2000至2020年）和原始创新与引领发展阶段（2020年至今）。在每个阶段，中国都采取了适合国情的技术发展策略，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加速路径。
在第一阶段，中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制造业基础。这一时期，中国的技术进展主要以消化吸收为主，通过“干中学”、“用中学”的方式，逐步积累技术能力和产业经验。尽管整体技术水准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形成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在第二阶段，中国加大科技投入，推动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在若干重要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包括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体、极大型积体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频无线移动通信、大型飞机、载人航太与探月工程等。这些专项的实施，使中国在诸多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第三阶段，中国开始进入原始创新和引领发展阶段，在前沿科技领域如人工智慧、量子资讯、生物技术等取得世界领先的成果。截至2025年，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中彰显领导力的“灯塔工厂”数量达到81家，占全球43%。中国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最重要、最活跃的实验场，如人工智慧已从实验室和象牙塔走向大众，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技术加速的实践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智慧制造领域，中国以上海为龙头，推出了《上海市加快推动“AI+制造”发展实施方案》，通过构建多智慧体协同、全场景集成的技术体系，为全国智慧制造发展树立新标杆。方案提出力争通过三年努力，推动3000家制造业企业实现智慧化应用，打造10个行业标杆模型，形成100个标杆智慧产品，推广100个示范应用场景，发展约5家综合集成服务商，让希望借助AI焕新出发的制造业企业从“有想法”迈向“能实现”。
在人工智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实验场。目前，人工智慧正从演算法智慧向感知智慧跨越，下一步将迈向认知智慧。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令人瞩目，例如DeepSeek利用新的演算法技术，拉近了与OpenAI的技术距离，一举把中国的AI技术力量跻入全球领先梯队，点燃了全民AI热潮。AI技术未来必将大规模应用在制造业领域，提高制造业智慧化水准。
在生物制造领域，中国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上海凯赛生物为例，其通过生物法生产尼龙原料，替代传统石化工艺，强度超越传统石油基产品，且碳排放降低70%，已在汽车领域替代30%传统材料。深圳光明区政府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合成生物领域专项扶持政策《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合成生物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创新打造了“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AI技术加速原始创新和产业转化之间的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合成生物行业发展。这些成功实践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领域“换道超车”的典型范例。
中国技术加速的成就离不开强大的支撑体系，包括战略规划、政策引导、资源投入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在战略规划方面，中国通过五年规划、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等顶层设计，明确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例如，“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深学笃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2025年会”，研讨交流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在政策引导方面，中国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多种政策工具，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激励和保障。例如，广东省对中小企业数位化转型给予最高70%的补贴，上海市建立工业资料交易市场，这些政策都在解决企业“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
在资源投入方面，中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根据科技部部长阴和俊的介绍，“十四五”时期，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准；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技术创新提供人力资源支撑。中国出台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到2035年，高品质教育体系全面建成，基础教育普及水准和品质稳居世界前列，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跃升，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显著跃升，教育现代化总体实现。该《纲要》提出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力支撑高水准科技自立自强；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建设高等研究院开辟振兴区域发展新赛道；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2018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人工智慧创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人工智慧与其它学科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 “人工智慧 + X” 复合专业培养体系，培育兼具技术创新能力与行业洞察力的复合型人才。
效率经济的中国模式：机制创新与全球价值
中国的效率经济模式建立在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持续改革破除妨碍效率提升的制度障碍，释放经济系统的内在活力。这一模式包括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治理创新和市场主体启动三个核心机制。
资源优化配置是效率经济的基础机制。中国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根据研究，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AI提供海量训练资料，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8万亿元，预计2035年消费市场总量将超过欧美之和。这种市场规模优势与资料要素的乘数效应相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治理创新是效率经济的关键机制。面对产业“内卷式”竞争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破“卷”立新的道路。一方面，通过制度刚性约束无序扩张，如借鉴德国《纯酿法》的刚性标准理念，在光伏、新能源等领域设立技术准入门槛与产能预警引导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自强重塑竞争规则，支援单项冠军企业深耕细分市场，以技术不可替代性构筑护城河，实现了技术领先与高附加值回报。
市场主体启动是效率经济的动力机制。中国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产业引领、民生保障、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功能作用。同时，给予其它经营主体足够的发展空间，激发创业创新的巨大潜能。例如，在分拣机器人领域，中国民营企业通过端到端模型架构，将分拣延迟压缩至毫秒级，预计2026年实现全面超越国际先进水准。
效率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物流效率、制造效率和能源效率的表现尤为突出。在物流效率方面，中国通过智慧化技术实现了革命性提升。全球智慧物流市场规模在2025年已突破5000亿元，其中移动自动化设备贡献近1500亿元增量，核心驱动力正是分拣与搬运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分拣机器人正突破传统仓储边界，向高价值场景纵深拓展，比如富唯智慧物流分拣机器人基于UWB超宽频通信技术，实现300台机器人即时共用位置资讯，动态调整任务优先顺序，将包裹从扫码到落格全程耗时压缩至8秒内，而且分拣工作效率突破极限，单机分拣能力达3000件/小时，集群峰值突破10万件/小时，错误率低于0.01%，较传统分拣机效率提升120%。
在制造效率方面，中国通过智慧制造实现了全方位提升。上海推动企业开发多模态模型，使质谱仪等精密仪器实现参数自调和故障预警功能。中国AI技术正从“辅助工具”进化为数控机床的“核心大脑”。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中，AI视觉系统可实现0.005mm的自主精度补偿，较传统人工校准效率提升20倍。数控机床与工业互联网、大资料技术结合，实现设备互联、资料共用与预测性维护，降低运维成本。船舶制造通过构建数位孪生系统，提高了焊接、运输等关键工序的品质管制效率，节约了预处理环节成本。
在能源效率方面，中国通过绿色制造实现了可持续发展。2023年12月，由中国宝武建设的国内首套百万吨级氢基竖炉项目在广东湛江成功点火投产，对比传统高炉炼铁工艺同等规模铁水产量，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万吨以上；格林美开发的“定向循环”技术，使锂回收率突破95%；中粮科技开发的聚乳酸材料在土壤中能够完全降解；南方电网投运全国首个AI系统负荷预测平台，AI负荷预测平均准确率达到97.4%。这些创新实践表明，效率经济不仅关注经济效率，而且关注生态效率，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中国的效率经济模式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全球价值。首先，中国的效率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选择。传统西方现代化模式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照搬这一模式并未取得成功。中国采用混合经济体制，其效率经济模式表明，通过适当的国家引导、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找到适合国情的高效率发展道路。
其次，中国的效率经济模式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增长乏力、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等多重挑战，迫切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方案。中国的效率经济模式强调创新驱动、包容共用和绿色发展，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三，中国的效率经济模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新贡献。效率经济不仅关注物质生产力的提升，而且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这种综合效率观超越了西方以资本效率为中心的传统模式，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均衡的价值导向。
最后，中国的效率经济模式为全球合作共赢创造了新机遇。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产能合作区，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属地化供应链。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且为全球产能合作提供了新模式，实现了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经验对现代性理论的重构与贡献
中国在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方面的实践经验，对现代性理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和范式突破。首先，中国经验拓展了现代性的内涵和维度。传统现代性理论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四个维度，中国经验则揭示了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作为现代性独立维度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重要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局限，将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纳入现代性理论的核心范畴。
其次，中国经验重构了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传统理论强调现代性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增值的冲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中国经验则表明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率提升可以成为现代性发展的更加强大和可持续的动力。中国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最重要、最活跃的实验场，人工智慧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永久性加速器。这种加速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
第三，中国经验创新了现代性的实现路径。西方现代性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分化后整合的道路，中国则探索出了一条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包容共用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强调“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同样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不能简单否定“旧产业”。这种辩证思维和实践智慧，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验不仅对现代性的实质理论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方法论和知识论层面提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中国经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国不是简单地套用现有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通过实践完善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互动共生的方法论，打破了西方理论优先于实践的二元论陷阱。例如，新质生产力理论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同时又指导著进一步的发展实践。
另一方面，中国经验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现代化道路既遵循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把握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不同地区、技术、产业的发展规律各异，需立足实际。
此外，中国经验还体现了定量与定性评价的统一。中国在推进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如生产效率、资源利用率等，而且关注难以量化的社会价值，如民生改善、生态效益等。这种综合评价方法，克服了西方现代性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实现了更加全面和均衡的发展。
中国经验对全球现代性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现代性构建的新参考。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性道路上往往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照搬西方模式，失去自主性；要么拒绝现代化，陷入边缘化困境。中国经验表明，现代性有多种路径选择，全球南方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国情和文化传统，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经验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新基础。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不同文明都可以对现代性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经验表明，中华文明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中道治理等价值理念，可以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创造出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现代性形式。
中国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动力。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不仅是国家发展的手段，而且是全球合作的领域。中国在人工智慧、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通过“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惠及世界更多人口。这种开放共用的理念和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引领。
全球现代性重构的中国启示
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的中国经验对现代性理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作为中国经验的核心要素，弥补了传统现代性理论的不足，为现代性理论提供了新的维度和发展方向。吉登斯将现代性概括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四个维度，主要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经验和历史局限。中国经验表明，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应当成为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维度，这对于完整理解全球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实践，形成了一种新型现代化模式，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多元选择。中国不是简单地模仿或重复西方现代化道路，而是基于自身国情和文化传统，探索出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包容共用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中国经验对全球现代性重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参考，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基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动力。中国经验表明，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不同文明都可以对现代性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多元现代性的视角，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垄断，创造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现代性未来。
当然，中国的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和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如何平衡技术加速与安全保障、效率提升与公平分配、创新发展与稳定就业等关系，仍然需要持续探索和完善。此外，中国经验如何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避免简单照搬照抄，也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和实践机制，以及它们与传统现代性维度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可以比较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现代性道路上的异同点，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
总之，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作为中国经验对现代性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性理论，而且为全球现代性实践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这一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和广泛借鉴。随著中国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深入开展，技术加速和效率经济的全球意义将进一步凸显，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伍博飞博士是紫荆党总裁、政策研究院院长。文章仅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来函请电邮01view@hk01.com。来稿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