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政府持续投入青年发展资源，却始终未能回应青年的真实需求。根本问题在于现行青年政策陷入“供给导向”的施恩思维，忽略了青年对参与权和影响力的核心诉求。

《施政报告2025》推出“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扩展内地及国际交流项目、建设“青年驿站”等措施，而《青年发展蓝图》发布以来相关决策局累计已推出约90项青年新措施。这些政策表面上丰富多元，实质上却难以改善青年处境，甚至可能加深青年对政府的疏离感。因为政府习惯以“成人视角”界定“青年需求”，在“提供什么”上投入大量资源，却在“如何参与”上设置重重限制，未能有效回应青年对参与权和影响力的深层渴望。

青年渴望参与决策

青年政策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度聚焦活动与服务的提供，忽视了青年参与决策和发挥影响力的核心诉求。青协青年研究中心最新的“国际青年价值观比较”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半（66.8%）香港青年认同“个人没有足够力量影响政府决定”，此比率高于所有受访地区。同时，42.3%青年认为“青年声音未获聆听”是主要社会问题。这正反映青年对参与权的渴望，而政府的回应仍停留在“提供服务”的层面。

政府透过“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将咨询和法定组织的青年成员比例从2017年底的7.8%提升至2024年中的15.6%，参与委员会数目增至141个，直接委任职位超过500个。“连青人网络”更已吸引超过18,000名青年加入。然而，细察这些数字背后的实际运作，可发现青年在这些平台中主要扮演“被咨询”角色，而非“共同决策者”。以地区青年委员会为例，虽有四成委员透过自荐获委任，但其职能仍限于在既定政策框架内提供意见，而非参与实质政策制定过程。“连青人网络”以“连结政府各项青年活动参加者”为目标，本质上仍是将青年视为政策接受者，而非政策共创者。

政策缺乏统一框架

虽然民青局负责青年发展工作的政策制定、协调和执行，但从《施政报告2025》的具体措施可见，青年政策的执行仍呈现明显的部门分割特征：民青局主导“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和境外交流实习计划；保安局辖下纪律部队独立负责青少年制服团体资助；创科局推动青年创新科技；文体旅局负责文化艺术范畴；劳福局处理青年就业问题。各政策局更在《青年发展蓝图》公布后累计提出约90项与青年相关的新措施。

不过，问题不在于分工，而在于缺乏统一的青年发展愿景和跨部门协调机制。例如，一名有志从事文化创作的青年面对就业、创业资金、创作空间等多重挑战时，各部门虽然都有相关支援措施，但政策目标、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各异，青年难以看到完整的发展路径。

对比欧盟及多国推行的青年主流化（Youth Mainstreaming）及青年影响评估（Youth Impact Assessment）制度——确保所有青年相关政策在设计、施行及评估阶段都必须考虑青年利益，且比利时、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均设有强制性问责及监察机制——香港明显缺乏制度性的青年政策统筹和评估框架。

虽然青年发展委员会设立了六个行动小组配合落实《蓝图》工作，但各政策局推出青年措施时的主要考量，仍是如何在自身政策范畴内“为青年提供服务”，而非如何让青年参与跨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

发声空间持续收缩

在社会参与层面，青年面对的不仅是政策框架下参与机会的不足，而是整体社会与政治自由空间持续收缩。政府在《施政报告2025》中重点提及为青年提供物理空间，如“青年驿站”、南昌“连青人网络”实体平台等，但青年真正需要的是表达和参与的自由空间，而非仅仅是物理场所。校园内，学生会逐步被边缘化，影响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在社区，亦缺乏让青年表达意见的平台，使其在公共事务中日渐失声。

在文化创作与表达方面，青年同样感受到空间的缩窄。香港曾以相对开放的氛围孕育粤语文化、电影工业与音乐创作，但现今文学、影像、音乐等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却面临更严格的限制。虽然政府持续资助文化项目，并计划推出“香港青年好故事”计划及设置视频工作室，但大多以指定主题和框架为主，难以为真正自由的艺术表达保留空间。

在社会流动机会方面，青年亦难以突破困境。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调查显示，58.7%市民认为青年缺乏上流机会，66.3%更认为现今情况比十年前更差。当被问及自身近年流动情况时，仅19.7%感觉过去五年曾向上流动。这些数据反映青年对未来的深层忧虑，而《蓝图》提出的措施却依然偏向传统商业模式，对文化创作、社会创新与科技创业等多元发展路径支援不足。

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研究，虽然新加坡青年同样对政治体系满意度较低，但透过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和政治教育，让青年能在政策制定中发挥实质影响力。新加坡强调“青年赋权”而非“青年服务”，政府与青年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有效减轻了青年的无力感。

三大政策重构建议

第一，建立“青年共创”政策机制。整合现有青年发展委员会，成立“香港青年事务协作平台”，让来自不同政党、政治团体、社会背景和专业领域的青年代表参与。透过公平、透明的遴选程序和轮替机制，采用共识决策模式，让青年在政策制定中发挥实质影响力。借鉴欧盟经验，推行“青年政策影响评估”制度，要求所有青年相关政策在制定时必须评估对青年的影响，并纳入青年意见。

第二，重建青年参与空间，营造开放创作环境。在教育层面，恢复大学学生会的实质自主权，让青年在最贴近他们的环境中学习民主参与和决策。在文化创作环境方面，政府需要认识到香港的独特文化魅力源自相对宽松和多元的创作氛围，因此必须减少对创作内容和形式的不必要限制，让香港青年能安心进行各种创作。同时应优化“艺术发展配对资助计划”，为青年艺术家设立专门类别并降低申请门槛；扩大“艺术空间计划”，与地产发展商合作设立临时艺术空间；设立青年文娱活动配对资助计划，鼓励青年自主策划文化活动。

第三，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发展多元路径。大幅扩大青年发展基金的支援范围和资助额度，不仅支持传统商业创业，更要重点支援文化创作、社会创新、科技创业等多元领域的青年项目。同时，建立多元发展路径认可机制，承认非主流发展路径的价值。成立“青年艺术创业基金”，为青年艺术家提供种子资金和商业指导；推出“青年文化艺术消费券”计划，刺激文化消费和创作需求，鼓励由下而上的青年参与。

政府需要认识到，青年政策的成功不在于举办多少活动、建设多少设施，而在于能否让青年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影响力。真正的青年政策应该是赋权而非施恩，是共创而非单向给予，是信任而非管制。政府应扮演协助与培训的角色，提供资源与空间，让青年由下而上参与和发挥，从而增强社会归属感及贡献社会的动力。唯有政府愿意与青年分享真实的决策权力，让他们在可能范围内拥有实质影响力，青年才会对香港未来怀抱信心。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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