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鹿崇岗

2023年疫情后，香港资本市场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与活力。根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的数据，2025年首八个月，香港新股集资（IPO）总额已接近1,500亿港元，使香港重登全球IPO集资额榜首。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市场信心的快速恢复，更凸显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大吸引力。

金融市场复苏强劲

港股市场的活跃度在2025年达到新高，每日平均成交额超过2,500亿港元，恒生指数累计上升超过30%。这一波金融市场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科技企业的集中上市和国际资金的持续流入。港交所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共录得53宗新股上市，集资总额约1,270亿港元，同比升幅超过六倍，甚至超越了过去三年中每一年的全年集资总额。

生物科技和特专科技公司成为这波上市热潮的主力军。香港交易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指出，透过《上市规则》第18A章及18C章上市的生物科技和特专科技公司数量持续增加，形成了与内地科创板互补的融资生态。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在2025年上半年涨幅近90%，彰显创新药物与高端医疗技术已成为资本市场的新焦点。

同时，“A+H”股上市模式也成为推动市场的重要力量。2025年前七个月，共有七宗“A+H”股上市，合共筹得约770亿港元。这一趋势显示香港不仅具备支持大型企业上市的广度与深度，更是内地与国际资本市场间的关键桥梁。

传统行业持续下滑

与金融业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的传统行业包括零售业、餐饮服务业和建造业却持续面临困境。这些劳动力密集、科技含量较少的行业，在疫情后并未随着社会复常而强劲反弹，反而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

尽管缺乏2023年后的具体统计数据，但从市场表现和行业动态可以观察到，传统行业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压力。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劳动密集度高、生产率增长缓慢，且难以从科技创新中获益。在金融业薪酬水平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传统行业却因成本压力和市场萎缩而难以提高工资水平，导致人才流失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失衡。

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香港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在传统行业中有所上升。这种就业市场的二元分化现象，正是香港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具体表现。建筑工人和中式酒楼侍应生等基层劳动者，由于技能不匹配，难以融入金融业的繁荣，成为经济复苏中的“被遗忘群体”。

刘易斯拐点面临挑战

经典刘易斯理论由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于1954年提出，它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该模型将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是传统的、劳动力过剩的维持生计部门（农业），二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工业）。在传统部门中，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接近零，存在无限劳动力供给；而现代部门则能以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获得无限劳动力供应。

在经典模型中，当现代部门不断扩大，吸收完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后，经济便会到达“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此时劳动力由过剩转为短缺，工资水平开始实质性上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都验证了这一理论。

然而，将经典刘易斯理论应用于当代香港，我们需要进行重要的理论修正。在香港的语境下，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为金融及高端服务业，而传统生计部门则由零售、餐饮和建造业等组成。问题在于，香港两个部门间的技能鸿沟远大于经典模型中农业与工业间的差距。一个建筑工人或餐厅侍应生，几乎无法通过简单的职业转换成为金融分析师或基金经理。

劳动力转移需多路径

这种“高端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异常困难。香港的刘易斯拐点挑战不再是“劳动力是否无限供给”，而是“劳动力能否实现成功的技能升级”。

在香港巨大的技能鸿沟下，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需要通过多条间接路径实现，而非经典理论中的直接转移。

教育跃迁是最直接但也是最艰难的路径。基层劳动者通过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掌握金融业所需技能，实现代际的阶层跨越。然而，香港高昂的教育成本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这条路径对大多数在职劳动者而言可行性有限。

更为现实的是通过“中介桥梁行业”进行间接转移。劳动力并非直接跳入金融业，而是先转移到一些技能要求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保险销售、高端零售业销售顾问、技术性建造业岗位（如建筑信息模型工程师）等，这些职位对硬性学历要求相对较低，但收入潜力和发展空间高于传统生计部门。这些桥梁行业能帮助劳动者逐步积累新技能，为进一步向上流动创造条件。

政府主导有助弥合鸿沟

另一条路径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升级来创造更高价值的岗位。当餐饮业引入数字化管理和新零售概念，当建造业广泛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MiC）和BIM技术时，行业内部也会产生需要新技能的岗位，从而提升整体薪酬水平。

政府主导的技能再培训在弥合技能鸿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有效的培训计划不应是普通的厨艺或砌砖培训，而应聚焦于“桥梁技能”——如数字素养、销售技巧、特定设备操作与维护等，帮助劳动者获得在现代经济中更具转移性的技能。

香港金融业的繁荣若无法惠及基层，将导致严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这一趋势印证了经济学家汤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的回报率（r）通常高于经济增长率（g），即r > g，这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资本所有者手中。

在香港的情境下，金融业的繁荣主要惠及资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劳动者，而传统行业的劳动者则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剧，因为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远高于工资增长。

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为目标

贫富悬殊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公共服务压力增加，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对于香港这样的高度城市化经济体，包容性增长不仅是道德选择，更是维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

香港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转型的严峻挑战。金融业的繁荣与传统行业的下滑并存，形成了独特的“高端二元经济”现象。经典的刘易斯理论虽然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但必须根据香港的特殊情况进行修正，重点关注技能鸿沟对劳动力转移的阻碍。

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多管齐下的综合策略：强化职业教育与技能再培训，培育和扩大“桥梁行业”，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以及设计更普惠的社会政策。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促进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也能确保经济增长的果实更公平地分配，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香港的案例对全球许多发达经济体也具有重要启示。在科技快速变革和全球化深化的时代，如何避免经济的结构性分化，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香港的经验表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与社会政策同步推进，才能建设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体系。

作者鹿崇岗是工会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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