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由11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并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关键软件。这被视为中美再次打响贸易战的标志性事件。此前中美经贸谈判将休战期延长至11月10日，目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55%从价关税，若特朗普新措施如期生效，税率将从11月1日升至155%。

特朗普在自传《交易的艺术》中总结其核心策略：提出极端要求、制造不确定性、争取谈判筹码。对华关税符合这一模式——通过创造危机感迫使对手妥协。但国际关系不同于商业谈判，国家利益博弈涉及军事、外交等多维度，单边施压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

特朗普的“大嘴巴”特质常导致政策信号混乱，一时说“关税可协商”，一时说“无让步空间”。这种矛盾削弱美国外交可信度。美国智库研究表明，其团队需耗费大量资源“澄清表态”，反映出个人化决策与官僚体系的冲突。

100%关税若长期实施，将导致中美贸易额骤减。中美进一步脱钩的影响则会向金融领域蔓延。若美国限制中资企业融资或冻结资产，将动摇美元霸权基础。地缘方面，台海、南海局势升温风险增加，一旦中美对话管道中断，误判概率上升。

中国可能采取对等关税、WTO诉讼、多元化市场策略（深化RCEP合作）等措施。但需避免陷入“报复迴圈”，可联合欧盟等协力厂商制衡美国单边主义。特朗普的“关键软件禁令”，有望倒逼中国国产作业系统、工业软体升级。

特朗普新政是中美权力转移期的必然震荡，一旦全面脱钩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美国企业将失去14亿人市场，中国技术升级短期受阻，全球产业链或碎片化。然而，全球化根基并未瓦解，如中国仍占iPhone全球产量的45%。即使政治脱钩，经济互联仍存韧性。

中美贸易战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权威智库，其对中美脱钩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反映了美国政策圈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层思考。根据美国商会的估算，中美贸易脱钩每年将造成1,900亿美元的损失，投资脱钩会导致每年250亿美元资本利得蒸发，人员脱钩将在教育和旅游方面造成300亿美元损失。

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中美全面脱钩的深层经济成本体现在多个层面。供应链重构导致效率流失和成本上升，美国企业需要寻找替代中国的供应商，面临生产成本增加和效率下降的双重压力。中美科技合作是推动全球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脱钩可能延缓人工智慧、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突破速度。金融市场的联动效应也不容忽视。中国持有约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若脱钩引发抛售，可能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增加政府融资成本。

中国需避免情绪化反应，以“一带一路”、碳中和合作等议题重塑多边秩序。正如基辛格所言：“中美关系不需要胜利者，需要智慧。”当下，这份智慧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珍贵。

​杨华勇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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