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珊|十五五规划之香港要务——增强紧迫感 主动破困局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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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至23日,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擘画宏伟蓝图。此举不仅是为“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宏伟蓝图,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步入关键阶段、国际环境风云变幻的深刻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具有全域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要部署。

此次全会的意义,远超常规意义上的中期规划审议,它紧密关联着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承载着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深入理解全会精神,精准把握“十五五”规划的核心要义,并以此为契机,破除桎梏,加速行动,实现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更紧密、更高效、更具贡献度的对接,已成为摆在面前不容回避的紧迫课题。

理解“十五五”规划的重要性,必须将其置于国家发展的宏大历史座标与战略序列中审视。“十五五”规划绝非一个孤立的五年计划,而是连接当下与未来、起步与冲刺的战略枢纽,其制定和实施容不得半点闪失。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擡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压力。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十五五”规划,必然更加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稳定经济大盘,提升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可控性与韧性。

“发挥好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对这一时代背景的深刻洞察与战略抉择。“十五五”规划将是中国在逆风逆水环境中破浪前行、化危为机的行动纲领,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内部结构的深化调整和动能的持续增强,来有效对冲外部风险,确保现代化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预计“十五五”规划将在“十四五”规划奠定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聚焦高品质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在多个维度进行重点强化和突破,将更加突出科技自立自强,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更大突破,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基础研究的投入与应用转化的效率将被置于更突出位置,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将加速推进。

扩大内需将成为战略基点,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消费环境、拓展投资新领域等方式,畅通国内大循环,并带动国内国际双迴圈相互促进;​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将持续深化,特别是要素市场化配置、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方面。高水准对外开放将持续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将成为重点;​区域协调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布局​, 更加注重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落地,促进优势互补、高品质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形成;​安全基石全面筑牢,​​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互联网安全等将被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国家安全体系。

香港对接“十五五”机遇无限,挑战严峻,亟待破局​。香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其繁荣稳定与国家发展休戚与共。“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已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清晰路径。“十五五”规划的启动,为香港带来了新的、更大的历史机遇,但也对其对接能力和行动效率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

​​对接“十五五”香港面临的重大机遇:​​国家着力扩大内需,意味着一个规模持续扩张、结构不断升级的超级市场向香港进一步敞开。香港在金融、专业服务、贸易、品牌管理、消费时尚等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完全可以借此东风,将优质产品、服务和管理经验引入内地,同时帮助内地品牌和商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香港的消费市场本身也可通过创新业态、提升品质,吸引内地消费者,共用内需红利。

香港成为​创新驱动中的“超级联络人”与“参与者”角色,​​ 国家全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为香港的创科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级大学、基础科研实力雄厚、国际化人才集聚、智慧财产权保护完善。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新田科技城和港深创科园,被寄予厚望成为“香港矽谷”,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香港可以在吸引国际顶尖科研人才、汇聚跨境资本、推动科技成果国际化商业化、参与解决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从过去的“联络人”向积极的“参与者”乃至“贡献者”转变。

香港是金融强国建设中的“关键节点”,​​ 国家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离不开高水准的金融开放和稳定的国际金融中心支撑。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在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科创金融、风险管理、跨境资金流动等方面,香港可以成为国家金融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和“防火墙”,助力提升国家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高水准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随着国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功能需要升级。香港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可以继续先行先试,为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参考,同时帮助内地企业更好地适应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机遇固然巨大,但能否抓住机遇,关键在于香港自身能否克服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障碍。​当国家已经迈入“十五五”的新征程,旨在对接国家创科发展的北部都会区核心专案——如新田科技城、港深创科园、牛潭尾新发展区等——却“仍然还在筹备阶段,长期处于研究和前期阶段”。这种缓慢的进度,与内地“五年规划”一旦确定便雷厉风行、只争朝夕的执行力形成鲜明对比。如果香港不能显著提速,那么当国家在“十五五”期间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领域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时,香港可能不仅难以实现有效对接。

香港社会法治成熟、程式严谨,这本是优势。但若过度拘泥于繁琐的行政程式、陷入无休止的咨询争议、缺乏打破常规的魄力与担当,则优势可能异化为发展的“绊脚石”。重大专案推进缓慢,往往并非源于技术不可行或资金不到位,而是受困于复杂的审批流程、部门间的协调不畅、以及面对少数反对意见时的过度妥协和拖延。

历经风雨后,香港社会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迎来了聚力发展的良好环境。然而,是否已经普遍树立起与国家同频共振的发展急迫感?是否充分认识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区域竞争中,慢进也是退,部分领域可能仍存在安于现状、议而不决、行动迟缓的心态,缺乏那种“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状态的落差,比任何物质条件的差距都更为致命。

以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香港亟需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香港各界,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责任感,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谋划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切实转化为推动变革、加速行动的强大动力。

作者杨莉珊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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