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辛幼安

当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资源错配”、“服务浪费”，并以“按项收费”、“引导使用”等词汇解释涨价逻辑时 ，公众感受到的不是对医疗资源的精准规划，而是一种浓厚的私企营运思维——将公共医疗视为需要成本控制的生意，却模糊了其保障全民健康的公益本质。此次香港公共医疗收费调整引发的争议，核心并非涨价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医管局高层在应对民众质疑时暴露的冷漠与偏颇。

公共医疗的核心价值在于“兜底”，而非“盈利”，这与私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逻辑存在根本区别。医管局高层在论证涨价必要性时，大量引用数据强调系统失衡：基层医疗仅占28%开支而公立医院负担九成住院病人，急症室六成求诊者为非紧急个案，MRI检查量年增12.4%且一成预约者失约 。这些数据或许客观，但当高层将收费调整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却对民众最关切的负担能力问题轻描淡写时，私企式的成本优先思维已然显现。

这种思维在政策细节与回应质疑中更显直白。医管局提出专科门诊药费按每4周20元收费，最初竟未清晰说明派药周期与收费单位的区别，直到民众质疑“强制每月跑医院”才被动澄清。在急症室收费上，仅豁免“危殆”和“危急”两类病人，对同样需要紧急救治的第三类病人弃之不顾，美其名曰“避免不必要的争拗”，全然忽视基层市民“门诊约不上才去急症室”的现实困境。这种“一刀切”的规划，与私企追求管理效率而压缩服务成本的做法如出一辙。

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层在回应中将涨价的正当性建立在“打击滥用”之上，却对公共医疗的资源分配失衡避重就轻。数据显示香港公营医疗资助率高达97.6%，但这种高资助并未精准投向真正的需求端——五万名癌症患者需自费购药，其中近三千人年花费超10万元 。与其说是普通市民“滥用资源”，不如说是医管局长期未能建立合理的分诊体系与药品保障机制。当高层将矛头指向求医者而非体制缺陷时，其冷漠态度已然割裂了公共医疗与民众的信任纽带。

公共医疗的可持续性从来不是单靠涨价实现的，而是依赖于对公益本质的坚守与科学治理的完善。医管局虽提出“全年收费上限一万元”、“优化减免机制”等补偿措施 ，但这些政策的细节论证严重不足，既未公示不同收入群体的负担测算，也未明确额外收入的具体投向与监管机制。这种“只谈涨价必要性，不谈保障充分性”的应对方式，与私企涨价前后的沟通逻辑高度重合，却与公共部门应有的公开透明原则背道而驰。

香港公营医疗体系的核心优势，在于以有限资源实现了全民健康保障的兜底功能。当医管局高层用私企的成本思维取代公共服务的人文关怀，用“管理效率”取代“生命至上”，再好的数据论证也难掩对民众需求的忽视。医疗收费可以调整，但公共医疗的公益底色不容稀释；资源可以优化，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不能缺位。这份底线，理应成为医管局决策时最基本的共识。

作者笔名辛幼安，是一名普通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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