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辛幼安

每年元旦，都是各项涉及民生事项增加收费的大日子。在2026年的元旦日，普罗市民的公共医疗开支都将因医管局及卫生署以不同形式增加收费而增加。虽然市民可以对在医管局的医疗开支申请豁免收费及设有每年开支上限，但申请需由病人自行提出。另一方面，病人在明年元旦起就个别放射服务及化验服务应诊时，亦需要在应诊前“先缴费”后享用，否则有关服务将有可能被取消。

如果不幸过身，医院的殓房服务亦再不是免费提供。相反，各遗体就会像市面的集运仓一样只享有“三天”的免费存仓期，免费期过后，家属需收取最高每天$550的存放费。而就免费存仓期的长短，相关官员明显得知香港殡仪操作最少要三星期才可以处理好火化炉事宜，并呼吁前线同事协助化解有关矛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家在治理层面上面不断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笔者不禁要问：主事官员是否已被一堆成本、一堆指标性数字让“逐利思维”侵蚀“生命至上”的公共利益底线。

当一众香港医疗体系问责官员在增加公营医疗收费的记者会上反复强调“资源错配”、“服务浪费”，并以“按项收费”、“引导使用”等词汇解释加价的逻辑时 ，公众感受到的不是对医疗资源的精准规划，以维持香港医疗系统的初心——全面保障患者不会因经济情况而得不到治疗。

无可否认，成本数字、病床使用率是客观地确保香港的公共医疗资源恰当地运用，也是令一众在制度顶层游走的官员“心安理得”的灵丹。但如果医疗主事官员到前线医院的行政总监，都是惯性地以一种浓厚的私人企业营运思维，将公共医疗服务视为过份强调需要控制成本的一盘生意，恐怕模糊了公共医疗是一盘非逐利性和保障全民健康的公共利益本质。

服务的温度不但包含让宠物进入病房陪伴病人的倡议，亦包括只有三日免仓期的殓房遗体及一堆堆列印在缴费单上的分层收费的冰冷数字与操作。此次香港公共医疗调整收费引发的争议，核心并非加价本身的合理性，而是一众香港医疗体系问责官员在应对市民质疑时暴露的冷漠与偏颇。

香港公营医疗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兜底”，而非“盈利”，这与私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逻辑存在根本区别。医疗主事官员在论证调整收费的必要性时，大量引用数据强调系统失衡：基层医疗仅占28%开支而公立医院负担九成住院病人，急症室六成求诊者为非紧急个案，MRI检查量年增12.4%且一成预约者失约 。这些数据或许客观，但当高层将收费调整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却对民众最关切的负担能力问题轻描淡写时，私企式的成本控制思维已然显现。

这种思维在政策细节与回应质疑中更显直白。医管局提出专科门诊药费按每4周20元收费，最初竟未清晰说明派药周期与收费单位的区别，直到民众质疑“强制每月到医院”才被动澄清。在急症室收费上，仅豁免“危殆”“危急”两类病人，对同样需要紧急救治的第三类病人却弃之不顾及一再强调急症服务的本意，美其名曰“避免不必要的争拗”，全然忽视基层市民“门诊约不上才去急症室”的现实困境。这种“一刀切”的规划，与私企追求管理效率而压缩服务成本的做法如出一辙。令人担忧的是，高层在回应中，将涨价的正当性建立在“打击滥用”之上，却对公共医疗的资源分配失衡及避重就轻。

公共医疗的可持续性从来不是单靠涨价实现的，而是依赖于对公益本质的坚守与科学治理的完善。医管局虽提出“全年收费上限一万元”“优化减免机制”等补偿措施 ，其政策背后的逻辑、理据及论证并没有公开交待，既未让公众人士知道不同收入群体的负担测算，也未明确说明额外收入是否在没有削减拨款的情况下让医管局自主调拨到最需要的服务上。这种“只谈加价的必要性，不谈如何增加系统的保障性”的应对方式，与私企涨价前后的沟通逻辑不谋而合，却与公共部门应有的公开透明原则背道而驰。

香港公营医疗体系的核心优势，在于以有限资源实现了全民健康保障的兜底功能。当医管局高层用私企的成本思维取代公共服务的人文关怀，用“管理效率”取代“生命至上”，再好的数据论证也难掩对服务的质与量平衡之间的忽视。医疗收费可以调整，但公共医疗在保障公众利益的底色不容稀释；资源可以优化，但对普罗大众的关怀不能缺位。这份底线，理应成为医管局以及一众香港医疗体系问责官员决策时最基本的共识，也是有温度服务的最根本起点。

作者笔名辛幼安，是一名普通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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