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亚洲政坛见证了女性领导人的崛起，从台湾蔡英文、香港林郑月娥、南韩朴槿惠、泰国佩通坦，到最新当选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她们的出现，仿佛为打破政坛“玻璃天花板”带来了一线曙光。然而，细察她们的政治轨迹，不难发现一个悖论：这些女性经过了比常人更为艰辛的能力证明，才得以掌握权力，但她们上台后所面对的性别政治困境，却往往更为严苛。

公众对女性执政者的期待，首先要求其展现铁腕作风，但又不期然夹杂着对“母性行为”与“同理心”的传统想像。即使受到不可抵抗的外围影响，每当她们的执政风格不符合公众预期时，社会往往缺乏包容，最终甚至归因于其性别而口诛笔伐。

突破“玻璃天花板”不等于体现性别公平

“父权”想像不只限于亚洲。因着历史发展，宗教、科技、经济、社会要职长期为男性主导，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突破这层“玻璃天花板”，女性从政者需要克服“制度性”与“文化性”的双重障碍。英国人接受“铁娘子”戴卓尔夫人在1979年成为第一位女性首相之前，那张椅子已被69位绅士坐过。美国至今未有一任女总统产生，有论者认为与公众普遍接受“啄食顺序”（Pecking Order）理论相关。

在亚洲地区，首任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第14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第五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第18任韩国女总统朴槿惠、第31任泰国总理佩通坦，乃至未来可能成为北韩第四代领导人的金主爱，姑勿论她们的登顶之路在于继承政治遗产、群众拥立还是公职体系的长期历练，她们的共通点都是通过适应、并成功运作于一个由男性设计和主导的政治游戏规则，而获得权力。

尽管形式上没有明确障碍，但女性在晋升至高阶职位时仍面临无形的限制，这种现象被称为“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这种限制在亚洲社会尤为明显，传统性别角色期待要求女性以家庭为重，而政治领域的运作逻辑，往往与此相悖。这些案例显示，亚洲女性从政者必须在结构性不平等中开辟道路，其成功往往建立在比男性付出更多努力的基础上。

亦因如此，《阿信的故事》、《大长今》所描绘的女性困境中，阿信与大长今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下的压迫，仍然靠着坚韧、勤奋和毅力奋斗的故事，引发许多女性奋起自强的象征。不过，当女性真的做到“阿一”之后，亚洲社会又如何看待这些女性领导人？

女性“同性同情”与“母性”的迷思

英国皇室传记电视剧《The Crown》中，同一世代成长，见证落日余晖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与戴卓尔夫人极不咬弦，但又惺惺相惜。在男性为主的社会运行模式下，政体要履行性别平等，提倡平权，自然会催生更多女性参与其中。但“王”只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面对具有“唯一性”的执政王座，不论是争取王座还是对于权威的挑战，女性执政者并不会存在对男性敌忾同仇的“姊妹情谊”，而选择盲目“勤王护驾”。比如，2019年修例风波，有传某位女性立法会议员以粗言怒斥林郑，其狠劲比男性议员们犹有过之。

将所有女性视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观点的同质群体，本身就是一种谬误。从政者的政治立场和执政风格，更多受到其意识形态、政治背景和国家利益的影响，而非单纯由性别决定。朴槿惠任内并未特别推动性别平等议题，其政策取向与保守的男性政治家并无本质区别；林郑月娥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展现的强硬作风，也与部份公众所期待的“母性”治理相去甚远。而当她们失去权力的时候，广受的攻击亦往往来得较为暴烈。

社会对女性执政者的期待，矛盾点在“威权”崇拜之下，既期待比“铁汉”更硬的“铁娘子”的出现，以证明女性同样可以强而有力；另一方面，又期待她们有同理心，适时要比“铁汉柔情”更柔情。所以，当“铁娘子”真正展现铁腕作风时，其对立者会进行更严厉的批判。这正是“双重束缚”的典型体现：当她们符合“铁娘子”期待时，被批评缺乏温情；当她们未能满足“母性”治理的想像时，又被视为性别的失败。

直举香港一例，某女性局长在天恩邨悲剧中对于精神病母子被逼迁，终致轮番跳楼身亡后，对传媒打出一套标准化、组装合成式的套语——“已转介社署跟进、已提供中转屋选择、已告知可暂缓迁出、是‘人性化’的处理、是‘情理兼备’”的。

看罢。读者是否会因其性别，而更加觉得其回应“去人性化”，认为她更应受到严厉批评？这个问题本身，便揭示了我们在评价女性官员时，也自带难以摆脱的性别滤镜。平情而论，不论男女，在普世价值与制度之前，其实都是一个单纯的人而矣。

“铁娘子”更易被女性敲打

“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将迎来第一位女总统。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将迎来第一个疯狂总统。”这个在2016年盛传的笑话，后面还有一句，“韩国在2012年就两者兼具了。”朴槿惠在任初期被誉为“选举女王”，其冷静、坚毅的形象获得广泛认可，然而在“亲信干政”及一系列“丑闻”爆发后，公众对她的批判却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性别化的语言，其女性特质成为被攻击的其中一个重点。韩国各地都出现要求她下台或者被弹劾的压力，有些压力甚至来自于韩国女性，特别担心此事或会成为日后攻击女性不宜成为领导者的理据。

公务员生涯中“专食猪头骨”、为特区政府拆弹累功而登顶的林郑月娥，一直被誉为“好打得”。在处理社会事件时展现的坚定立场，也符合其称号的角色；但她所承受的负面评价，远超过公众对其他时期的男性领导人如董建华的猛烈。更为吊诡的是，公众一方面期望女性执政者能够带来不同于男性的治理模式，注入更多同理心与包容性；另一方面，当她们在现实政治中必须作出艰难抉择时，又容易被批评为“背叛”了女性的本质。这种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使得女性执政者往往承受着男性同僚难以理解的压力。

这种现象体现了社会对女性领导者的“性别道德审判”——当她们顺风时，成就常被视为“例外”；当她们失败时，往往归因于其性别本质。或者，公众与党友们对于范徐丽泰、周梁淑仪、罗范椒芬、李慧琼乃至叶刘淑仪，也有过这样的想像。

高市早苗是男是女重要吗？

中国外交界众口皆碑的“五朵金花”——李金华、范慧娟、章启月、姜瑜及华春莹，其词锋锐利，化解有心人的恶意挑衅和刁难。她们的服务与贡献既是一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体现，但又隐含一种“女性自带柔性色彩”的前设。然而，在于国家利益与形象，“铁娘子”们所运用的外交辞令，其实与其他男性外交官员所使用的辞令并无两样。

又比如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到了1997年才有首位女性出任公立大学/大专（香港教育学院）的校长（Ruth Emilie Scott Hayhoe），第二位就是世所知名的科学家、现任科技大学校长朱叶玉如教授。然而，不论在外交官与大学校长的职务专业，原则上应与性别无关。（注: 树仁大学钟期荣校长是其私立所成，与公办大学需要竞逐职位情况不同。 ）

且看日本，自1980年代开始萌生女性主义思潮，但现实中的日本女性只能“意识到”男女应要平权，却从来没有真正体验到独立起来的社会变化，也未能从女权解放的思潮中得到甚么具体得益。日本共同社民调指出，七成以上受访者对皇位继承稳定性存有危机感，高达九成受访者赞成承认女性天皇。有趣的是，虽然成为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对于推动女性以及性别平权议题没大兴趣。过往是安倍晋三的战友，立场保守偏右，她有反对由女性继任天皇、反对同性婚姻、又反对丈夫与妻子分开姓氏的往绩，预计其立场与先前的自民党政府相较转变不大。

既然如此，高市是男是女，又有甚么分别？

笔者认为高市出任日揆首相，也是通过适应、并成功运作于一个由男性设计和主导的政治游戏规则，而获得权力。之于日本女性，高市的女性角色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如果表现欠佳，可以预期助长日本社会对于“女首相”的负面看法，与朴槿惠的情况颇为相似。

社会目前仍会将女性的执政表现与领导力，以性别视角解读，尤如置于性别的放大镜下检视。其实，女性执政者的领导风格，并非生而命定，其政策选择与执政手段，更多是回应其所处政治结构的现实要求，以及其自身政治信念与计算的结果。行得对，事则成。行不通，受批评。不论男女，应该一碗水端平。

真正的性别平等，在于任人为才，不在于预留几多百分率的席位予指定性别等形式化行为，或者要求指定性别执政者去履行某种预设的性别议题设定。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允许领导者以其真实的风格与能力，接受公众检验的政治环境。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打破将“关怀”女性视为理所当然的迷思，也应拒绝将“强硬”等同于男性气概的简化思维。而社会终将忘记所谓“父权”、“女权”的无止境联想与争议。勿论是男是女，不也就是个人吗？

我们需要一场集体的思想解放，社会才能够以同样复杂、多面的标准来评价每一位执政者，对领导力的性别化想像中解脱出来。要实现真正平等的政治参与，这条道路，或许比选出女性领导人本身，更为道阻且长。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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