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一桩结合了“家暴、知名人士、打女人、乐坛天后家人”等关键词，且具公共娱乐性的豪门家事。公众难免自备板櫈“食花生”，更有眼尖者发现，事件中的最大得益者——自称“吕校长”的KOL，以访谈者与协助受害者之姿，占据道德高地粉墨登场，俨然成为陈树渠家族家暴罗生门的另一焦点。这位自称教育工作者、为豪门媳妇发声的“吕校长”，言辞犀利，成功抢占媒体版面，让“吕校长”三个字俨然成了公义与权威的代名词。

仔细浏览“吕校长”的YouTube频道，部分影片涉及应试与叩门技巧，勉强与教育主题相关；其余更多片段，则明显与具话题性的争议人物挂钩。例如，她专访了另一位“抢Fo”人物——十优港姐麦明诗的前男友、名状清洪的弟子、转投保险业却遭终止合约、并因涉及虚拟货币交易平台JPEX案件而被捕及起诉的林作，亦即会考零分的和田裕美的男友。

在“伸张正义”、“为民发声”的包装下，“吕校长”的专访选题，是否更多出于流量考量？倘若她一开始未曾使用“校长”这一虚衔，失去这袭华丽外衣，公众是否还会如此信任她？她又能否如此轻易接近这些话题人物？消费“校长”头衔背后，公众对教育工作者的合理想像，又受到了何等程度的伤害？

从幼稚园校监到“忽然校长”

曾任教育记者的历恒，整理过“吕校长”的背景资料。经其同意，本文化用相关内容，特此致谢。

在香港教育体制内，“校长”与“校监”天差地远。幼稚园校长是受薪的专业教学领导，教育局对其资历有严格规定：自2009/2010学年起，所有新聘校长必须持有幼儿教育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取得学历后至少具一年相关工作经验，并在受聘前完成校长证书课程。

校监则通常由办学团体委派，并非教学专业职位。根据教育局“幼稚园校监及校董培训课程”内容及《教育条例》，学校注册获批时，校董会亦同时成立，其中一名校董成为首任校监。校监主要职责是代表学校与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或任何公职人员）通信，其职务属义务性质。

“吕校长”本名吕诗慧，她与教育界最具体的联系，是已于2020年因收生不足而结业的私立“念蘅幼稚园”，她当时的职位是校监——这是一个关键区别。换言之，一位“前校监”在自身创办的学校结业后，持续以“校长”自居，并透过媒体放大此一称呼，巧妙地利用公众对教育体系专业分工的不熟悉，为自己披上了一件并不真正合身的“校长戏服”。这从根本上构成误导。

“吕校长”声称“多年受外国大学青睐协助研究”，却列不出任何具体研究项目或合作学者；宣称拥有“逾20年教学经验”，但其职业生涯横跨传媒、公关、补习天王，足迹纷杂，令人难以界定其“教学”经验的实质内涵。一个从未在任何正规学校担任注册教师或校长的人，如何能被“学界普遍尊称为校长”？这本身犹如自我编织的呓语。

又或者，当抹去其所谓“教育”的观点，“吕校长”直以真名示人进行现在所做的“侠女行为”，其实亦无不可。何必贪图这一时口快？

“校长”二字乃公信力来源

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在《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中提出四种资本类型，其中“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指的是声望、信任、合法性等无形资产。例如竞选公职时，若拥有“战争英雄”、“奥运金牌得主”等众口铄金的称号，这些符号资本将带来更大优势。符号资本的积累，主要源于长期履行社会义务，其辛勤与公正本身获得公众认可。

千年以来，华人社会最重教育。韩愈《师说》概括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作为学校管理者的“校长”，代表权威、教育专业、品德与公信力。加上公众对教育制度的整体信任，会不自觉地将这份信任转移到持有此头衔的个人身上。因此，“校长”在华人社会中正是符号资本的富集体。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礼宾排序上，各大学校长排名仅次于获颁大紫荆勋章的人士，高于常任秘书长、副局长及首长级第六级或以上官员，亦高于获金紫荆星章等社会贤达。不少中、小学、幼稚园校长亦在地区层面获地区专员委任为“三会”成员或主席，反映官方对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核心作用的肯定。同时，背后亦有制度监察：教育局会定期对注册教师进行刑事纪录查核，以防有刑事纪录的教育工作者隐瞒或漏报，确保教育工作者符合社会期望。

“吕校长”对“校长”头衔异常执着。“传媒考古手记”专页曾整理时间线，显示她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出任任何公营或私营学校的校长，仅于2013至2015年间担任通识科“补习天王”，期间成立“创意通识联盟”并自封为“校长”，并用于补习社广告之中。

在MIRROR演唱会事故后，她发布短片让受伤舞者阿峰的太太讲述情况，本可视为善举。但她不断在片中植入“吕校长”的声音标签，借机将光环私有化。这套操作已开始受到部分网民质疑。藉社会的集体悲伤与关注，导流至个人频道，结合教育光环赋予的“正当性”，旨在为自己的“尖子教育”充塞流量。

“光环效应”推销报读名校

从“吕校长”频道中与“知名人士”（或“抢Fo”人士）的互动，不难发现一种典型模式。她无需对访谈题目有深入了解，而是通过与访谈者本身的讨论，由对方抖出个人经验与想法；她主要负责“托”——动作夸张、制造戏剧冲突、情绪对立，展现“浅薄权威”。其陈述结合短、平、快的视频，对教育或社会议题抛出天问，却缺乏深度与系统性剖析。这是一种“扮演专家”的模式——重点不在于拥有真才实学，而在于成功表演出专家的样子。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得不指出一点：“吕校长”频繁展示“精英认同”、“精英崇拜”的意图。从介入豪门家务事，到与名流富贾的交往，她不断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我与这些聪明、有资源的阶层为伍。”公众在擡头仰望的同时，其校长的“光环效应”让人误以为，她在财富圈层的交往能力，等同于其在教育或其他领域的可信度。这背后是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应用。

一次又一次，由MIRROR演唱会事故、为受虐小雪儿集气、Miss C名校面试班事件，到陈树渠家族事件，“吕校长”一方面打造自己的侠义形象，又暗示受众：“他们都信她，你为何不信？”这既是对普罗大众的心理攻势。可惜“吕校长”最大的“穿崩位”就在教育当中——她痛批名校面试班以羞辱、恐吓、人身攻击对待几岁幼童，斥其行径无良，但其媒介却不断推广“应该如何报考名校”。最终目的，不外乎是请“愿者上钓”的观众——渴望子女跻身精英、迷信精英背书的中产与普罗大众，直接透过WhatsApp联络，听她介绍产品。

扭曲公共讨论搏取个人眼球

将所有线索串联，其真实的商业模式便浮出水面。“吕校长”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工作者，更像一位“升学公关”。其业务核心需依靠她自吹的“权威专家”形象和“高端人脉”网络，以及公众幻想的名校联系。在这样的商业逻辑下，“校长”这件戏服至关重要。没有这层光环，她所言所行，与一般炒作话题的KOL并无二致。

近日上班路上，巧遇母校与学生打成一片的尹保强老师，又想起教员室牌匾上的“以身教以心教”，振聋发聩，至今难忘。相比之下，一个跳梁小丑不停享受流量狂欢，教其他真正为社会甘为人梯的教育工作者情何以堪？当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权威被这些公关、伪教育界人士窃取与滥用，将社会对教育界的集体信任，变现为个人影响力与商业利益，其行为是在透支社会对教育专业的宝贵信任。此外，“吕校长”扭曲了严肃的公共讨论，将工业安全、家暴等社会痛点，异化为个人博取眼球的手段。平行时空里，如果她放弃功利考虑，认认真真做好访谈者的角色，将传媒本业做好，也不失为一条正道。

也请各位看倌思考一下：即使香港教育制度必有可改善之处，亦不应被这些九流KOL借力消费。媒体在引用称谓时应更加尽责，我们每一位公众也应用心用脑，仔细分析网上言论的内容，莫为他人盲作嫁衣裳。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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