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郑浩欣

在当代多数先进经济体普遍面临制度问题的现况下，香港的核心行政系统，至今依然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与可预测性。我们可以透过行政现实主义（administrative realism）去了解这种现象。亦即，一座城市透过实用及可理解的制度，维持社会运作的能力。

当部分已发展国家因受政治表演与象征式官僚体系拖累，而在公共医疗、警政、住房与基本治理等领域倒退时；香港的行政体系结构一致，运作如常。巴士如常抵达目的地、医疗体系效率理想、邮效服务流輰、法庭准时开庭。这清楚表明，香港是一座高效运作的城市。

香港维持着可辨识的就业阶梯，从教育到就业，由职业培训到中年转职。这些路径也许竞争激烈，但至少存在且可见。即使在资源压力下，整体架构具可读性，使市民能够根据制度逻辑做出判断，而非依赖抽象的理想或模糊的期待。

在香港，个人若面临经济危机，仍能从事基础工作、重新取得技能资格、或逐步回到制度内部。在个人范围内，存在重新起步的可能，而非直接被抛出制度之外。在某些国家，一旦跌出中产阶层，往往伴随的是制度性放弃。

从医疗到法院，香港的制度具有高效运作能力。部分市民或会对某些政策或制度安排持保留态度，但香港整体基础制度运作行之有效。在当今社会氛围下，这种可依赖性，不仅是对日常层面的支持，更是一种人们对制度有信任感的来源。

在政制完善的大环境下，香港的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结构可读性。普罗大众能知道规则是什么，甚么事可为、甚么风险需要规避。这种可预测性，令制度规范即使存在，也为人们提供了建设性活动空间。

若观察部分公共行政体系较分散的已发展国家，他们正面临一种制度悖论：象征合法性仍高，实际执行能力却大幅衰退。标语持续出现，论及执行时却步履蹒跚。医疗崩溃、警政缺位、基建停摆、求职无门，但整体叙事仍在“正常播放”。香港则相反，较少虚构，更多运作。

这就是行政现实主义。香港固然不是无瑕、也不是乌托邦，但其是一个在各种压力下，制度依然在运作的城市。

作者郑浩欣是牛津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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