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凯杰语｜郭凯杰

新一年财政预算案的公众咨询即将展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如何扩大经济发展面向、加快创新科技的培育和应用将是重要课题。政府近年大力投入创科毋庸置疑；但如何让创新真正在港落地生根，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动力和就业机会，却值得我们深思。

过去几年，香港在创科上的投入有目共睹。2023年，本地研发总开支达330亿元，同比增长一成，占本地生产总值的1.11%，从事研发的人员超过4万人。其中，投入超过100亿港元的创新香港（InnoHK）是投放资源的的重要研发平台：推出以来已资助30个研发实验室，汇聚逾3,000名研究人员，涵盖生命健康如微生物和肿瘤研究，以及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科技。

另一方面，自2018年港交所上市改革后，已有约80家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集资逾300亿美元，让香港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中心。今年香港IPO集资额预计可以达到2,800亿元以上，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全球称冠；其中生物科技公司占两成。从何种方面去看，香港生物科技领域发展都大有可为。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亮丽的数字及投入，能否转化为长远的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

从投入到商业化的瓶颈

最大的瓶颈无疑在于：创新能否在香港从研发走到商业化。例如，InnoHK的生命健康项目自2022年启动至今，其商业化成果仍未显著浮现。这本身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生物科技从实验室到市场往往需时漫长：实际上，尽管计划已经启动有一段时间，但不少项目可能从收到资助到聘请研发人员、进驻实验室都需要时间，导致五年期资助期将满但未必有很多商业化的成果。问题是，持续而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最终能否换来可持续的回报？

另外，香港科学园内的药企多来自内地或海外，本地企业比例偏低。即使这些公司最终能够在港上市，也多是带来了销售、金融和法律人才，而非核心的研发团队——这意味，真正创造高价值的部分，往往留在了外地，香港未必能够分得一杯羹。例如，对许多中国创新药企来说，研发创新药后进行“对外授权”已成主流出海模式，但香港市场规模小，临床试验患者数目有限，研发活动本就难以在香港进行；即便最终有大笔交易发生，香港往往只扮演中间人角色，难以将产值真正计入本地生产总值之中。也因此，香港创科在GDP的占比始终较低。

从研发到实业之路的突破

面对这些挑战，政府已察觉端倪，并将目光转向“新型工业化”，希望从研发走向实业落地。InnoHK的第三期，正聚焦先进制造、材料、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例如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目标是贡献国家太空任务。同时，政府近年招商引资的重点，也逐渐偏向商业化企业，旨在加速产业链的完整化，让创科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对于生物科技而言，要真正将创新转化为产值和就业，吸引国际药企在港设厂或许是必经之路。想像一下，如果在本地能够生产创新药物或微型医疗机械人，那么不仅能确保技术落地，还能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从制造到相关服务业，都能受惠，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圈。

当然，要在香港设厂，人工和地价高企是老大难问题；厂房总不能长期靠政府补贴营运，必须长期体现其商业价值方具可持续性。新田科技城的概念纲要刚刚出炉，或许能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透过创新的发展及批地模式，不仅能为企业降低成本，还能吸引全球人才和企业聚首，让香港除了融资之外兼具生产线功能。

展望未来，香港发展创科、尤其生物科技的优势无疑非常突出；但资源运用上或需更多考虑如何将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果实，为市民带来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及经济价值。

作者郭凯杰是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全国青联委员，政府咨询委员，大专讲师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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