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刘健宇

2025年11月初，东协峰会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马来西亚召开后，笔者参加了大马考察团，并到槟州及吉隆坡进行官式拜访。笔者在与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黄汉伟午叙时，他拿出了一本香港的时事周刊，除了自豪地表示自己已是多年粉丝外，更诉说着香港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以至香港在海外华人的定位。

近年，香港锐意发展“国际教育枢纽”，发挥香港专上教育的优势。早在港大创校以后，作为英国远东唯一一间英式大学，香港便积极吸纳马来半岛各埠的英校毕业生，特别是槟城。笔者初次游览槟城龙山堂邱公司（Leong San Tong Khoo Kongsi）时，便发现了香港的足迹：邱公司是福建厦门邱氏移居槟城后兴建的公祠，祠内偏厅挂放了不少“功名匾”——都是立祠百多年来获颁大学学位及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的邱氏子弟。当中，有两块匾额赫然著有两位香港大学毕业生邱昆发（1921年）及邱义务（1924年）。

槟城除了与香港一样经历过英国殖民统治，槟城也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筹备革命的重镇，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事，便是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于1910年的庇能会议（“庇能”英语名字为“Penang”）上策动。而在80多年前的日本侵华时期，槟城其实与香港一样在1941年12月遭遇日军侵略，更同样经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

港大自创立后，马来半岛华人子弟一直是重要生源。根据笔者统计，战前约1,200名毕业生中，有近六分一来自马来半岛，如算上肄业的校友则可能有五分一。今天，港大本部陆佑堂内，仍挂着几块印有英皇爱德华七世奖学金（King Edward VII Scholarship）得主芳名的木版，不少便是马来亚学子。这个奖学金是英国伦敦当局在港大创校时捐出300英镑——与同期不同富商数以万计的捐款相比，这份奖学金虽少，却成为了不少马来半岛学子的梦想。

奖学金得主有一部份来自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该校是马来亚最古老的英文男校，学长（该校校友称为“Old Free”）便包括曾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的伍连德医生。港大对马来半岛的影响力可见于战前的大英义学。早于1918年，毕业于港大的大英义学校友，便回校设立“香港大学校友杯”（HKU Old Boy’s Cup），颁予陆运会胜出的学生属会。

至1935年时，港大不同年级也有该校校友。《槟城新报》便报道了一群准备前往新加坡再到香港的校友在怡保火车站集合，包括三位大一新生及四位学长。有意思的是，新生陈峦峰（TAN, Luan-hong）难掩其入读港大的兴奋，报道称“香港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现在他要去攻读医科。”

大英义学及港大的知名校友，便有戴喜云（TYE, Kee-yuen，1849—1919，又名春荣，字欣然）之孙戴庶昌（TYE, Soo-cheong，1916—1992）。戴喜云于1873年从广东省大埔县（客家人）到槟城谋生，后来经营药店“杏春堂”起家，继而扩展业务至矿业、农业和典当业，并成为20世纪初槟城地产大亨；1907至1910年，他被清廷任命为驻槟榔屿副领事。今天槟城的“戴喜云路”（Jalan Tye Kee Yoon）便是纪念他对当地的贡献。

为什么战前这么多马来亚华人学子到港大升学？首先，英殖时期马来亚教育制度与香港相若，当地的官校、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也是英文，升读大学自然优先考虑英文大学。不过，负笈英国费用不菲，除了巨富之家，只有非常优秀并获“女皇奖学金”者才可负担。港大作为当时远东唯一的英式大学，成为一个可负担的替代选项。

可惜的是，笔者在研究时广泛查阅星马的出版品，这段历史的记载不多，甚至当年属港大校友重镇的槟城大英义学、圣芳济中学等百年名校，亦只纪录留英学人。当今天香港发展“国际教育枢纽”，我们不妨重新发掘这段历史渊源，深化中国香港与马来西亚的关系。

作者刘健宇是香港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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