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谭永昌

12月中旬，大埔宏福苑中央公园的经典铁滑梯、毛毛虫爬行架、旋转高滑梯在毫无预警下被清拆。这些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的游乐设施，在11月底那场夺走至少161条人命的五级大火中完好无缺，清拆行动自然令人不解。

据了解，因为工程需要空间让吊臂车进出、堆放拆除的杂物，清拆是为了方便移除宏昌阁、宏泰阁、宏新阁被烧毁的外墙棚架。清拆公园确实有技术理由，但笔者的问题很简单：在决策过程中，有没有人问过“能否有其他方案保留公园”？有咨询任何持份者吗？技术考量是否可以完全压倒社区情感？

这个清拆决定已经引起社会舆论反弹，一座灾后公园的消失，反映了香港施政、规划和决策的深刻问题——人文关怀永远缺席。

一夜删去共同回忆
人文关怀永远缺席

该处设施是宏福苑许多街坊的共同记忆。经典的铁皮滑梯、旋转高滑梯、不锈钢毛毛虫爬行架，不仅曾被电影取景，亦是现代屋苑少见的设计。对很多街坊而言，除了一件件官僚眼中的冰冷设施，是孩子成长的见证、邻里闲聊的场所，社区认同的载体，在许多街坊的日常中占一席位。

历史学家Pierre Nora提出“记忆所系之处”概念，指出某些空间、物件或仪式，经由人类或时间转变，会成为一个社群的象征性遗产。当一个空间承载了社群的共同记忆，它就不再只是物理空间，而是社群身份认同的锚点。当这个空间被清除，记忆也被连根拔起，清除物理空间，同时是清除了社群身份认同。

对比国际经验，我们会发现灾后记忆保存的重要性早已被认知。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文化资产抢救被视为地区“精神重心”的重建，因为灾难记忆的保存物件能抚慰灾民的心灵。即使是“二战”后85%建筑被摧毁的华沙老城，波兰人民仍即便经济困窘，搜集战前图纸资料、照片、残骸遗构，努力恢复战前样子的老城。

反观香港，规划思维似乎只看效率，不问情感价值。当一个社区的记忆场所被抹去，居民失去的不只是冰冷的设施，而是确认曾共同生活过的证明。灾后重建不应只是拆旧建新，加速处理压倒一切，“在记忆中重生”会不会是其中一个答案呢？

灾民还没走出创伤
就经历第二次失去

截至12月中旬，灾民共三千多人已入住过渡性房屋或房协单位，政府推出“守望．同行”灾后支援计划，提供为期一年的免费哀伤善别及心理辅导服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设立情绪支援热线，社联全力动员社会资源支援。

但当心理辅导一边在进行，一个承载社区记忆的公共空间却被一边铲走，社会矛盾的产生不难理解。作为受影响居民的当事人，完全没有参与公园去留的决策。因为方便施工而快速清拆，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理由，但一众决策人士中，有那么一刻想过，清拆对灾民意味着什么吗？

有灾后心理学研究提到，熟悉的公共空间能提供灾民“日常感”和“连续性”，帮助创伤群体重建生活秩序。宏福苑中央公园本应可以成为居民灾后相互支持的聚集地，或许能成为他们确认“我们还在这里”的证明，却被突然铲走。

这就是一种双重“剥夺”，第一次剥夺是火灾夺走家园和亲人，不可抗力的灾难。但第二次剥夺是清拆夺走最后的完好记忆，是可以避免的人为决策。更残酷的是第二次剥夺，因为它发生在灾民最脆弱的时刻，而且完全可以避免。这不是在帮助他们走出创伤，而是反其道而行。

灾后决策更需谨慎
不能漠视人文价值

距离灾情完结还有一段距离，我们需要一套思想和制度，确保往后的灾后决策不只考虑工程效率，更要纳入人文关怀。

不同居民的情感需求或许不同，如有人视之公园为珍贵记忆，有人只想尽快忘记创伤。正因如此，决策前的咨询和讨论更为重要，让不同声音都能被听见，而非家长式、单方面决定。

无论是往后重置灾民、重建社区，都有一套公共空间评估机制，由专业团队（如规划师、社工、心理学家、社区代表）评估哪些空间应参考、保留、改造或重建。评估标准不只是结构安全和工程需要，更包括社区记忆价值、情感连结、文化意义。当技术需要与人文价值冲突时，进行公开讨论咨询，寻找平衡方案，在过程中考虑过“人”的感受。

任何涉及社区公共空间的灾后决策，必须经过至少一次公开居民大会，即使如今次事件，技术上有理由清拆，也应清楚解释原因、聆听意见、探讨替代方案。给灾民一个机会表达情感、记录记忆，而非在毫无预警米已成炊下面对事实，这是对灾民的基本尊重。

研究设立记忆保存的方案，如灾前照片、口述历史、物件等，建立记忆库。这参考台湾“921大地震”经验，在残瓦中搜寻照片、成长纪录等居民生活物件，透过博物馆修护协助找回记忆。即使物理空间必须消失，记忆仍可以其他形式延续。可以想像若干年后，宏福苑的人还能在档案中看到那座陪伴他们成长的铁滑梯。

记忆中的重生
是真正的重建

宏福苑公园已经被铲走了，无法挽回。但这件事要成为一个提醒，灾后重建不只是重建多少栋楼、拆多少棚架，更是让幸存者相信这里还是“家”。

如果只追求效率和成本，忽视记忆和情感，灾民的心灵创伤也难以愈合。抹去一个社区的记忆场所，就是抹去“曾共同生活过”的证明。

技术需要与人文关怀不应该是零和游戏。一个成熟的城市治理体系，应该有能力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这个平衡的起点很简单，在做每一个决策时，问一句“这对人意味着什么”。

当技术需要压倒一切时，人文关怀何处安放？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决策者最大的提醒，在所有的计算之中，先想想这决定对人意味着什么。

作者谭永昌是香港中文大学城市研究系学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专注城市治理、政策分析、社区空间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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