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刘健宇

近日，澳大利亚雪梨著名邦迪海滩（Bondi Beach）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十多人丧生。同时，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首次引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非法操练”罪拘10名男女，指他们涉嫌在工厦内收藏武器并进行类似军事形式的训练。据报道，执法人员在该涉案单位检获一部疑用作自制枪械的立体打印机。两宗案件令人不禁联想：假如没有警方阻止及早行动，犯罪份子用立体打印枪械扫射人群的惨案会否发生在香港？

香港曾于2021年修订法例，成功堵截实体“真枪元件”的走私，但在面对数码蓝图（Digital Blueprints）的虚拟渗透时，香港却落后于不少普通法适用地区。当犯罪分子不再依赖走私实体枪械，而是转向“下载图纸、在地打印”的“鬼枪（Ghost Guns）”模式时，香港必须及早识别并根治这一漏洞，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律看齐。

应将监管从原子延伸至比特

近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已囊括了“新兴领域安全”及“科技安全”，当中自然包括不法份子使用立体打印技术制作武器。香港《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虽然将“枪械”定义扩展至枪管、机匣等具体元件，但立体打印技术的演进已模糊了制造边界。从技术层面看，枪械制造已从工业化的集中生产转变为分布式的数据制造。笔者曾于2022年撰文《修例监管立体打印枪械提升香港反恐力》呼吁收紧法例；时至今日，已有疑犯尝试通过相关技术制作武器，笔者当日的担忧已不幸言中。

在法律定性上，我们必须区分三种关键的数据形式：一是描述几何形状的参数化设计文件（CAD），二是用于打印的网格文件（STL），三是直接指挥机器运作的指令代码（G-code）。在缺乏明确法律指引的情况下，持有这些档案往往可能被辩方律师解读为“言论自由”或“学术研究”。然而，“直接指挥机器运作的指令代码”本质上是数码化的制造模具，其功能性远超一般资讯传播。若执法人员在电脑中发现成套的枪械设计图但未见实体，目前将难以举证，形成执法上的灰色地带。香港必须参照国际先进经验，将监管触角从“原子”（Atoms）延伸至“比特”（Bits）。

星澳管有数码蓝图亦属犯法

新加坡便采取“严格防范”模式。该国的《2021年枪支、爆炸物和武器管制法》（Guns, Explosives and Weapons Control Act 2021, GEWCA）于2025年全面生效。该法第13条极具前瞻性地将“未经授权管有枪械制造数码蓝图”（Unauthorised possession of digital blueprints for manufacture of guns, etc.）列为刑事罪行，并实施严格责任制，即只要持有相关档案且无合理辩解，即属违法，最高可处罚款及监禁。这种做法旨在在实体枪械“打印”前，切断威胁。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2025年枪械（立体打印的数码蓝图）（修订）法》（Firearms (Digital Blueprints for 3D Printing) Amendment Act 2025）规定，管有枪械或枪械元件的立体打印数码蓝图最高可判处监禁15年。这一刑期与管有违禁实体枪械看齐，向社会传递了极强的讯号：在数码世界持有武器，等同于在现实世界持有凶器。更重要的是，该法案对于“管有”（Possession）数码蓝图，涵盖了疑犯对储存在个人及可控制的他人的云端或资料储存设备中，无论该设备是否位于本司法管辖区。换言之，新南威尔士州通过“推定管有（Constructive Possession）”的概念，有效堵塞了利用海外伺服器，以至是不起眼的储存设备（如USB）规避法律的漏洞。

及早筑起数码防线以防恐袭

香港实应尽快参考新加坡及澳大利亚模式，修订香港法例第238章《火器及弹药条例》，或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中，增设针对“违禁武器数码蓝图”的特定罪行。法律必须明确定义：凡管有可用于立体打印或数码加工的枪械设计图档（包括STL及G-code），在无合法授权下即视同管有枪械组件。同时，法例必须引入“推定管有”以涵盖“云端存储”及“虚拟控制权”，确保执法人员有权对存储在境外的违法数据进行追责，让犯罪分子在网络空间无处遁形。

另外，加拿大与英国则展示了“意图导向”与“边境延伸”的治理思路。加拿大的《C-21法案》（Bill C-21）已于2023年12月15日获得皇室御准。该法在《刑法典》中新增罪行，禁止在明知用于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情况下管有或分发计算机数据。英国则透过《2025年边境安全、庇护及移民法》（Border Security, Asylum and Immigration Act 2025），将立体打印模板（Templates）列为“用于严重犯罪的物品”，赋予执法人员在边境及境内搜查电子设备的更大权力。

环观各地，不少普通法适用地区与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均已将监管目光放置于制作枪械的数码蓝图。当主流普通法适用地区都已纷纷筑起“数码防线”时，香港若不及早行动，恐为极端分子在港发动恐袭提供机会。

作者刘健宇是政策研究员、香港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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