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唐靖钧、刘健宇

早前，一宗发生于2009年的医疗事故投诉案（下称“双非子脑瘫案”），因投诉拖至15年之久，被香港医务委员会（医委会）以“时间过久对医生不公”为由，援引“滥用程序”原则永久搁置聆讯，直至舆论哗然才撤回决定。过去香港一直有讨论改革医委会“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制度，但当局一直无动于衷，此举无异加剧了近年公众对“医学霸权”、“专业傲慢”的深刻印象。虽然医务卫生局长卢宠茂已责成医委会检讨，并计划修订《医生注册条例》，但若不从制度逻辑上根治问题，单纯的修补恐怕“到喉唔到肺”。本文旨在通过借鉴英国、新加坡及澳大利亚等普通法适用地区的经验，提出三大具体政策倡议，为香港构建一个既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医疗监管体系。

确立法定时限
设立例外条款

现时，医委会由卫生署提供秘书处支援服务，但竟出现长达数年的“档案空白期”，甚至有负责人员调职后对双非子脑瘫案“零印象”，导致案件无故积压。这种行政失当最终竟成为涉事医生申请“永久搁置聆讯”的理由，形成“因行政失职而惩罚受害者”的荒谬逻辑。香港西医医系源于英殖历史，但相比之下，英国的做法合理得多——尽管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规定，原则上不调查发生在五年前的事件（“五年规则”），但只要有关人员认为案件涉及“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便可无视“五年规则”。

另一边厢，同样源起英国殖民的新加坡医疗体系，自从《2020年医疗注册法》（Medical Registration Act, 2020）生效后，当地亦制订“六年规则”（即原则上不调查发生在六年前的案件），但同时设立“公众利益例外”条款。更重要的是，《2020年医疗注册法》下的投诉委员会（Complaints Committee）明确规定，必须于投诉提交后3个月内完成调查；委员会可向投诉小组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plaints Panel）提交首次延期，并须于投诉提交后6个月内完成调查；如再须延期，则须获得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批准。

反观香港，法例对于投诉及纪律研讯程序的完成时间，只有“服务承诺”但没有法律效力。同时，投诉及纪律研讯“超出”时限，亦没有监管机制。未来，香港必须引入法定的调查时限机制，亦可在法律引入英国与新加坡的“公众利益例外”条款，确保在处理如本案般严重的医疗事故时，受害者的追索权不会因行政延误而被剥夺。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交代，更是重建市民对医生专业的信心，并看齐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治建设之举。

引入独立审裁
对接国际标准

“双非子脑瘫案”永久搁置风波的另一深层次原因，在于医委会集“调查、检控、审判”于一身的结构性缺陷——这在现代行政法视角下极易引发“球员系你，裁判又系你”的质疑，甚至滋生“医医相卫”的观感。目前，医委会秘书处负责接收投诉及提供行政支援，初步侦讯委员会负责筛选，研讯小组负责研讯，而这些环节的人员与资源高度重叠，且多由业内人士主导。在本案中，秘书处的行政混乱直接导致了聆讯的延误，而随后医委会又以该延误为由终止聆讯——这种内部逻辑的闭环，恰恰暴露缺乏独立第三方制衡的弊端。

英国早于2012年设立“医疗审裁处”（Medical Practitioners Tribunal Service, MPTS），其运作独立于英国医学总会，并专门在医生、助理医生（physician associates）及麻醉助理（anaesthesia associates）的“执业合适性”（fitness to practise）受到质疑时，举行听证会。审裁处之上还有由五名成员组成的“法定委员会”，其中两名成员具有医学资格、两名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审裁员，委员会须同时向英国医学总会及英国国会负责；而研讯将由三名审裁员组成的审裁庭处理，最少一名审裁员为英国医疗总会的注册医生。

新加坡《2020年医疗注册法》更新了投诉及纪律研讯程序，亦引入调查委员会（Inquiry Committee）、覆核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以审查投诉委员会（Complaints Committee），以及设立纪律委员会（Disciplinary Commission）。纪律委员会将负责任命和监督纪律审裁处（Disciplinary Tribunals）的程序和流程——新猷源于当地对新加坡医药理事会（Singapore Medical Council, SMC）有关程序公正的忧虑，并确保调查投诉和审裁的职能的明确分离。

明确申诉专员公署职能
多重问责保护市民权益

回到香港，过去讨论医生问题时，不少呼声均希望改革现行的投诉及纪律研讯程序。未来，当局实应考虑设立一个独立于医委会之外的“医护专业审裁处”（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ribunal），统一负责所有医护专业（包括医生、牙医、护士等）的纪律聆讯。该审裁处应由资深法律界人士（如退休法官）担任主席，成员应最少有一半为非业界人士。此举既有助回应社会对“医医相卫”的指控，更可由专职的法律专业人士主导聆讯，加快处理案件进度。

双非子脑瘫案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后，申诉专员表示高度关注，并宣布展开全面调查。此举反映除了有更完善、更向市民问责的审裁制度外，独立的申诉专员也是制度的重要一环。澳大利亚于2010年设立国家医护专业人员申诉专员公署（National Health Practitioner Ombudsman），该公署负责处理澳大利亚医疗从业人员注册管理局（Australian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Agency, AHPRA）、16个澳大利亚医疗从业人员的国家管理委员会（National Board，例如职业治疗师）、澳大利亚医疗从业人员的国家注册和认证计划（accreditation authorities，类似香港的《专职医疗业条例》及“认可医疗专业注册计划”的功能）及医学专科学院（specialist medical colleges）等机制的申诉。

澳大利亚国家医护专业人员申诉专员公署受理的申诉包括有关注册、资讯自由申请、教育机构或课程的认证，及对海外执业者的评估，该公署亦接受澳大利亚国会监督，反映完善的投诉及纪律研讯制度。回到香港，现任申诉专员履新以来，多次就政府及公营机构的事故展开主动调查，让市民深深感受到申诉专员的威力，及提升香港法治制度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双非子脑瘫案”的问题背后，其实市民早已要求尽早改革，但当局最终却未有行动，最终造成此一令人哗然的闹剧发生。为了确保迟来的公义才不会再次缺席，当局应该参考英国、新加坡等地的经验，确立法定时限与“公众利益”例外条款，并设立独立的“医护专业审裁处”，直接根治所有与医护专业有关的投诉与纪律研讯。

作者唐靖钧是注册职业治疗师、香港中文大学理学硕士，刘健宇是政策研究员、香港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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