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博士

中文互联网空间近期兴起一股以重新解读明清鼎革史为核心的思潮，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1644史观”。其核心论点包括将清朝入主中原定性为“外族殖民”，宣称其导致“华夏文明中断”，并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简单归咎于清朝统治，进而引申出对现行民族政策与历史叙事的质疑。尽管其中夹杂着对历史细节的个别合理认识，但其整体框架充满情绪化宣泄与选择性史实，刻意强调和突出满汉对立，甚至衍生出为近代日本侵华前期行为开脱的极端论调（如认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非主要敌人），其政治危害性不容小觑。

警惕1644史观：
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风险

此论的支持者多自称出于“维护汉族自尊与权利”或“探究历史真相”的爱国情怀；反对者则坚守“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史观。这场争论，表面是历史认知之争，深层却触及国家认同、民族关系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神经。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其中明显夹杂着境外势力（如历史上对华惯用“分而治之”策略的日本右翼）刻意煽动的痕迹，旨在从历史解释学层面解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其终极目标与通过极端民族主义瓦解前苏联的路径有着可怕的相似性。

笔者认为，“1644史观”在学术上是片面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中国绝不能在此类挑动民族对立的叙事中迷失方向，重演前苏联因民族问题轰然崩塌的悲剧。正确之道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清历史矛盾的阶级本质；坚持与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将社会关注点从制造历史隔阂引导至促进现实中的阶级合作、共同富裕与文化繁荣。

理论谬误剖析：
历史虚无与时代错置的陷阱

“1644史观”并非严谨的学术建构，而是情绪化、工具化的历史叙述，其在多个层面背离了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方法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与线性史观。该史观将复杂宏大的明清易代简化为“野蛮征服文明”的单一事件节点，陷入“非黑即白”的线性史观陷阱。它无视明朝末期因深刻的政治腐败和土地兼并而引发的剧烈阶级矛盾（李自成起义）、财政崩溃与经济萧条等多重危机，仿佛明朝是一个健康机体被外部一击致死。这实质是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性与复杂性，没有从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矛盾出发分析历史变迁。明清之际，关外的后金（清）政权崛起，既是明朝边疆治理失序（如明朝官员李成梁养寇自重，刻意栽培努尔哈赤势力，类似地方军阀坐大）的结果，也是其内部社会矛盾总爆发引致的力量真空所促成。“1644史观”将满清入关简化为民族征服，掩盖了明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阶级冲突是王朝更迭更深刻动力这一基本判断。

其次， 概念上的时代错置与“民族”建构论滥用。 “1644史观”的核心错误在于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生硬地套用于17世纪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汉族”、“满族”作为国族（Nation）范畴的认同，是在近代西方冲击下才逐渐清晰和强化的。在明清之际，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主要是文化性（“华夷之辨”更多是文化高下之别）、地域性和王朝性的，而非基于严格血缘界定的民族认同。清朝统治者入关后，迅速采用“中国之主”的政治身份，继承明朝基本制度，推崇儒家思想，其统治合法性建立在传统的“天命所归”与“天下共主”框架内，而非建立一个排外的满洲民族国家。康熙帝祭拜明孝陵，乾隆帝自诩“中华正统”，皆为例证。因此，明清易代首先是一场政权更迭和王朝迴圈，其民族冲突的色彩被置于传统的“夷夏”框架内，并最终走向更深度的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

莫忘前车之鉴：
前苏联失误引发连锁崩塌

第三，文明观上的断裂论与中华文明韧性的事实背离。断言清朝导致“华夏文明中断”，完全无视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延续性与包容性。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元朝行汉法、修宋史，历史上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其结果无一例外是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中华文明主脉，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而非中断其发展。清朝在政治制度（沿用内阁六部、行省制）、文化思想（尊儒、科举）、经济模式（农耕经济）等方面全面继承了明朝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巩固了超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将农耕区、游牧区、农牧交错带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一个有效治理框架内。中华文明不是脆弱的单一体，而是一个具有强大吸纳和转化能力的复杂系统。“1644史观”鼓吹的文明断裂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低估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第四，政治上具有危害性，撕裂共同体认同，为外部势力所用。这种刻意突出历史上民族间矛盾甚至渲染悲情的叙事，极易在当下煽动民族间的对立情绪，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与美国“新清史”学派刻意强调清朝“内亚性”、“满洲特性”，以割裂清朝与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学术政治化倾向，以及历史上日本侵华前炮制“满蒙非中国论”的伎俩，形成了危险的共鸣。其最终目的，是为否定当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根基与现实合法性张目，是为分化和瓦解中国提供思想弹药。历史解释权是重要的政治权力，任由此类叙事泛滥无异于自毁长城。

避开制度陷阱：
从苏联教训看中国国族认同

前苏联的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问题无疑是导致其国家结构崩解的最直接、最致命的火药桶。深入剖析其民族政策失误，对中国具有极强的镜鉴意义。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与制度设计有不足之处，存在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联邦制的“制度性陷阱”。 苏联的建立，基于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这在革命初期对于瓦解沙俄“民族监狱”、团结各族群众具有策略意义，但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原则被制度化为 “民族联邦制” ，国家按照民族划分组建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政治实体，并赋予其宪法规定的“自由退出权”和“主权”象征。

这种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根本缺陷。它强化了民族边界，弱化了国家认同。前苏联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固化甚至创造了民族身份的政治边界，使各族群的精英与民众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共和国”，而非“苏联公民”身份。此举人为制造了“国中之国”，为分离主义提供了现成的政治框架和组织基础。当中央权威削弱时，宪法赋予的“退盟权”从纸上条文变为政治武器。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发难，其它共和国随即效仿，甚至俄罗斯联邦也因觉得充当“奶牛”吃亏而宣布“主权”，最终与联盟中央对抗。这并非简单的经济离心力，而是民族政治实体对联盟中央的制度性反叛。苏共本是维系联盟的纽带，但在民族联邦制影响下，各共和国共产党日益“民族化”，优先考虑本共和国利益，最终在关键时刻选择与民族主义势力合流，导致苏共组织上的分裂，加速了国家瓦解。

中华民族底气：
历史底蕴与“多元一体”逻辑

前苏联的民族政策人为制造不平等与认同危机。前苏联在实践中试图用“拉平”政策补偿历史上的不平等，但结果往往走向反面。一方面，在民族共和国大力推行“干部民族化”、文化本土化，强化了地方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联盟中央的大俄罗斯主义痕迹仍存，引起少数民族不满。同时，非自治民族在自治共和国内感到受歧视，非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优待政策也有怨言。这种政策未能塑造出稳固的“苏联人民”新认同，反而在各方面激化了民族间的敏感神经和利益计较。

在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民族问题成为外部势力渗透破坏的突破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敏锐地将前苏联的民族问题作为和平演变的重点突破口。他们公开支持波罗的海等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外交承认、经济援助为诱饵，鼓励其分离，并利用“民族自决”口号削弱前苏联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这与如今日本军国主义和台独势力利用中国历史问题煽风点火的手法如出一辙。

文化主义认同：
超越血缘的“天下主义”传承

前苏联的惨痛教训对中国具有警示意义。中国绝不能将“民族自决”作为国家建构的基本原则。对于已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无异于埋下定时炸弹。国家必须慎用以民族身份划分行政区域的“民族自治”制度，不宜推行过度细化的民族甄别制度。此类制度容易人为制造和强化族群边界，不利于构筑超越民族的国家认同（国族认同）。国家的凝聚力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发展利益之上，而非强化差异性的民族身份政治上，因此必须坚决防止执政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族化”倾向。更重要的是，必须警惕外部势力利用民族和历史问题对我国实施“分而治之”的战略。

与前苏联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契约的“人造联盟”不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文明逻辑。中华民族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既有分子人类学基础，也符合各族群长期共融共存的历史事实。这正是中国避免前苏联命运的根本底气所在。

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向全世界展示了地理-经济整体性与文明融合的“大历史观”。 中国疆域内农耕区、游牧区、农牧交错带三大板块，因经济互补性（农耕区的粮食、手工业品与游牧区的牲畜、皮毛等）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生态-经济共同体。数千年的历史，正是这三大板块从冲突、互动到走向政治大一统的辩证过程。无论是鲜卑北魏、蒙元还是满清，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后，都不可避免地深度接受中原政教文明，并在此过程中将自身携带的边疆活力注入中华体系，同时将中原的统治范围和政治影响力稳固地推向边疆。清朝的贡献尤其关键。它并非中断者，而是古代中国多民族大一统事业的集大成者和疆域巩固者。它通过盟旗、理藩院、改土归流、驻藏大臣等一套成熟的制度，将广袤的非汉族聚居区有效地纳入中央直接或间接管辖，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这种“你来我往”、最终“合为一体”的历史进程，塑造了中华民族 “多元起源、混合生长、一体凝聚”的特质。分子人类学等最新研究也证实，华夏族自起源开始就是多族群、多地区、多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与中华民族的主体来源于炎帝、黄帝和蚩尤三大始祖的传说也是契合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政治传统是“天下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认同模式。 传统中国的认同核心是 “文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夷夏之辨”的本质是文明与野蛮之分，而非不可逾越的种族鸿沟。“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只要接受中华礼乐文明，即可被视为“华夏”一员。这种以文化为标准的、开放且具有向心力的认同体系，与西方近代基于血缘、语言的排他性民族主义截然不同。它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提供了理论弹性与广阔空间。屈原、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捍卫其所属政权与文化价值的英雄，他们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而非某一个民族的独占符号。

疏导与治理：
以阶级合作与共同富裕消解焦虑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成为凝聚国内各族共同抗敌、共建现代国家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超越了太平天国、国民党人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狭隘民族主义口号，摒弃了苏联式的民族联邦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更加强调 “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这一理论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承认各民族共同书写了中国的历史，共同开拓了中国的疆域；认为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的总体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既尊重历史形成的多样性，更着眼于建构巩固的统一性，是破解民族政治化陷阱、防止国家分裂的定海神针。

面对“1644史观”等现象背后反映的社会焦虑（尤其是部分汉族青年的文化自尊与阶层上升诉求），简单的打压或纵容皆不可取。政府宜采取建设性、疏导性的综合治理方略，其核心是“阶级合作”与“共同富裕”，将能量引导至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的正道。

第一，坚持与完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小学、大学教育及社会宣传中，系统深入地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教育，讲清楚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批驳各种割裂历史的错误思潮。历史教材和《清史》修撰应秉持这一原则。通过经济协作、易地搬迁、混班教学、社区共建等方式，创造更多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淡化族群边界，增进情感联结。坚决反对和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思想和暴力恐怖行为。同时，也要警惕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及任何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

第二，推动“阶级合作”与共同富裕，化解社会矛盾根源。许多支援激进互联网言论的年轻人，其情绪底色更多是对阶层固化、机会不均、生活压力增大的现实焦虑，而非真正的历史民族仇恨。化解这股思潮的政策重心应放在制度建设和改革上。政府应继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劳动者和年轻人的获得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造更多高品质就业岗位，并积极鼓励创新创业，为年轻人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促进区域和阶层协调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取消那些不必要的以民族身份为理由的优惠措施，确保全体人民共用现代化成果。

第三，支持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满足合理文化需求。对汉服运动等传统文化复兴现象，应给予合理支持与引导。这并非鼓励狭隘民族主义，而是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汉族年轻人对美的追求、对文化根源的探寻、对本土文化自信的建立。这应与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共同丰富中华文化百花园。政府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支援传统节日、非遗保护、博物馆建设等，让传统文化以健康积极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廓清学术与娱乐界限，鼓励严肃的历史研究、考古工作和分子人类学等跨学科探索（如关于华夏起源的多源融合研究），用科学成果驳斥互联网谬论；同时加强对互联网上历史“戏说”、“阴谋论”的监管，杜绝各种胡编乱造的清宫戏、辫子戏和主奴戏，恢复仁义诚信、自尊自强、聪明务实、开放创新的民族性格，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防止不良资本通过互联网流量解构甚至摧毁中华主流文化。

第四，鼓励创新发展与科技加速，在面向未来的竞争中凝聚共识。政府宜积极引导，将社会关注点从历史纷争引向未来挑战，大力宣导 “追求技术代差” 的创新精神，鼓励年轻人投身科技强国事业；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加研发投入，改革科技评价机制，为青年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开放竞争环境，鼓励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锤炼，支援个人在全球化舞台上追求卓越。当国家在高科技、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屹立于世界潮头时，全体国民的自豪感与凝聚力将空前增强，历史虚无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市场将自然萎缩。

第五，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体多元”的语言政策。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化发展的核心举措，它保障了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沟通与社会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我们充分尊重并保护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等地方语言作为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支持其在民间生活与文化传承中合理存续。然而，必须明确普通话在国家公务、教育、传媒及公共领域的法定地位，杜绝某某方言优越论，绝不容许任何方言弱化或取代普通话的共同语功能，更不能容许基于任何方言的地方主义势力。社会各界应在强化国家语言统一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多样性，以此巩固中华民族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共同维护国家团结与发展大局。

第六，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反击境外分化图谋。高度警惕并有力反击境外势力利用历史、民族、宗教、语言问题对中国进行的分化渗透活动；加强互联网空间治理，及时揭露和批驳各种具有政治用意的错误言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动讲好中国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包容共生的智慧；大力发展学术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与欧美学界争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解释权和话语权。

“1644史观”是一种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危险品。它用片面的历史叙事制造民族隔阂，其潜在逻辑与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民族政策错误有着相通之处，并易为外部敌对势力所利用。中国必须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所幸的是，中国拥有不同于苏联的深厚的历史基底与文明智慧。“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和巩固的，其认同基础在于文化、历史和共同的命运，坚持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根本遵循。

当前互联网舆论中的一些情绪，本质上是社会转型期阶层焦虑与文化认同需求的复杂折射。对其的应对之道，绝非陷入历史民族对立的话语陷阱，而应高举 “阶级合作”与“共同富裕” 的旗帜，通过推动各阶层共同发展、支持健康的文化复兴、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鼓励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来实质性解决社会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坚持符合中道治理的历史观，立足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促进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中国才能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凝聚起全体同胞的磅礴力量，最终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伍俊飞是香港紫荆党总裁，紫荆研究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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