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李颕彰

在当前波谲云诡的国际地缘政治棋局中，历史诠释权早已溢出了象牙塔内的学术争鸣范畴，演变为一场关乎国家法统延续性、民族认同根基以及地缘战略安全的严肃博弈。近年来，舆论场中关于中国近代史起点的争论愈发激烈，一种试图将历史座标上溯至明亡清兴的“1644年史观”甚嚣尘上。这种观点倾向于将满清入关视为外族殖民的开始，进而否定清朝作为中国正统朝代的地位。然而，若剥离其表层看似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便能清晰洞见这种论调背后隐含的历史“虚无主义”陷阱。这种思维不仅在法理逻辑上存在致命硬伤，更在战略层面无异于自毁长城，为境外势力解构中国主权提供理论缺口。因此，坚守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1840年史观”，绝非墨守成规的官方教条，而是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下捍卫国家利益、凝聚国民共识的必然选择。

虚假史观的战略陷阱

首先审视这场历史论争背后的国际背景。以美国学界为首的某些汉学流派，近年来大力推崇所谓“新清史”观点，刻意过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与“内亚性”，试图在学理上将清朝与“中国”进行概念剥离。这种学术倾向绝非单纯的历史考据，而是与某些国际势力试图从内部解构中国疆域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

若依照“1644年史观”的逻辑，将清朝定义为非中国的异族殖民政权，甚至采纳西方观点将清朝与中国进行切割，那么现代中国继承自清朝的领土主权将瞬间失去法理依据。这种史观在逻辑推演上必然导致“元清非中国”的谬论，进而将中国的历史疆域自我压缩至明代的“两京一十三省”。在国际法层面，确认清朝的中国属性，即是确认了中国对边疆地区无可置疑的主权；反之，否定清朝，即是在法理上自我阉割。在西方势力不断试图在新疆、西藏及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挑战中国主权的背景下，这种历史观点的修正主义无疑是主动递上了意识形态的刀子，迎合了那些意图分裂中国领土完整的国际战略布局。

清朝正统的历史根基

从现代主权国家的法理高度来看，承认清朝正统地位对于维护领土完整具有绝对的必要性。现代中国的版图边界与主权范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直接继承自清朝这最后的大一统王朝。清朝在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中，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与行政建制，成功地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台湾等地有效地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体系之内，奠定了现代中国“秋海棠”叶状版图的基础。这继承关系符合国际法中的“政府继承”原则。“清帝退位诏书”中明确将统治权移交给中华民国，进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这是一条清晰且完整的法统链条。若否定清朝的中国属性，则现代中国对上述边疆地区的管辖权便失去了历史与法律的依托。因此，坚持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国际法理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除去领土法理的维度，从文化与政治实践的层面来看，将清朝视为“非中国”同样站不住脚。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从来不以单纯的血缘族群为绝对标准，而是侧重于文化认同与制度承续。清朝入关后，并未像西方殖民者那样移植母国制度来榨取殖民地，而是主动且全面地承接了儒家治国理念，修撰前朝历史，祭祀历代帝王，并在科举制度与官僚体系上延续了中原传统。这种主动纳入中国正统王朝谱系的行为，证明了其政治实践的核心始终是维系和巩固一个以中原制度为主体、融合多元文化的“大一统”帝国。清朝统治者以“中国”自居，对外签订条约时亦使用“中国”国号，这种自我认同与国际承认的双重事实，不容后世随意篡改。

文明范式的结构碰撞

两种史观的本质差异在于对历史发展深层动力的理解不同。“1644年史观”往往陷入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文化本质论与假设历史的虚幻之中。该观点的支持者倾向于将明朝理想化，构建出一种“如果没有清朝，中国早已发展出资本主义或君主立宪”的乌托邦想像。然而，历史的演进自有其深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制约，并非单一的政权更迭所能左右。清朝中后期的衰落，本质上是传统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面对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时所显露出的系统性失效，而非单纯的民族统治能力问题。将制度性的困境简化为种族问题，不仅在学术上显得肤浅且站不住脚，更会掩盖中国近代化转型艰难的真实原因。

相比之下，“1840年史观”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解释力，是因为它准确地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非一场普通的冲突，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与文明形态的结构性碰撞。西方列强携工业革命之威，以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壁垒，强行将中国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体系之中。这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使其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分水岭，其对于现代中国转型的决定性意义，远超1644年的朝代更迭。正是这种外部强加的生存危机，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变革，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后来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无不是对这结构性挑战的回应。因此，以1840年为起点，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转化的科学判断。

超越狭隘的民族叙事

此外，必须警惕“1644年史观”在当前网络传播环境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对国民心态的负面影响。这种观点往往披着“爱国”的外衣，利用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心，偷换了“汉族”与“中华民族”的概念。它试图将主要矛盾拉回到前现代的族群冲突，将晚清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归咎于“异族统治”的原罪。这种极端化的单一民族叙事，恰恰是反现代的，它容易滋生极端排外与盲目自大的情绪，使国人失去对国际局势的清醒判断。在需要举国体制以应对外部极限施压的当下，这种思维上的倒退显然会消解国家内部的团结，使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相反，“1840年史观”将全体中国人凝聚在一个共同的受害者与反抗者的身份之下，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叙事模式具有强大的政治整合功能，它将内部的族群差异转化为对外争取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强大动力，鼓励的是一种知耻而后勇的进取精神，而非沉溺于“华夷之辨”的复古情怀。

将上述宏观视野落实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对于当下的香港尤为重要。教育界在课程设计与教材编写中，不应止步于被动防范错误史观，而应主动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历史叙事。建议在中小学历史课程中，增加关于清朝时期多民族共同开发与保卫边疆的史实教学。例如，可以详细讲述清代驻藏大臣的设立与运作，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爱国壮举，以及晚清时期各族军民在抗击外敌时的共同牺牲。通过这些具体的历史细节，让学生深刻理解“多元一体”并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由无数先辈的血肉共同铸就的事实，从而自觉抵御极端狭隘民族史观的侵蚀。真正的文化自信，应当建立在对自身历史复杂性的客观接纳与深刻反思之上，而非通过妖魔化某个特定朝代来寻求廉价的心理补偿。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不仅是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摒弃狭隘的族群对立视角，确立清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正统地位，既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法理基石，也是凝聚国族认同的精神纽带。唯有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叙事框架下，承认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在国际法理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方能拥有最坚实的历史逻辑与法理保障。坚持“1840年史观”，就是坚持看清外部挑战的严峻性，坚持内部团结的必要性，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更是对国家未来负责的战略定力。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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