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秘笈｜周华山博士

1月15日晚上，屯门市广场发生的开枪事件震动全城。一名有精神病纪录、背景复杂的男子，在超市持刀后一度挟持一名女途人，结果遭警员击毙。新闻画面与网络评论铺天盖地，焦点迅速落在“精神病”、“毒品”、“暴力”等关键字上。大众的反应混杂着恐惧、愤怒与麻木，也有人急于划清界线：“他是疯子，与我无关”。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心理防卫机制。当面对突如其来、不可控的暴力时，人会感到强烈的不安与焦虑，于是将对方妖魔化成异类，重建虚假的安全感，仿佛证明“他与我不一样”。

然而，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让我们错失集体修复的空间。问题核心不是“他为何会变成病态”，而是“我与这场悲剧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们都渴望被爱、被看见、被尊重，内心也都藏着未被承接的伤口。差别不是一纸诊断书，而是我们承受的压力是否已超过临界点？身边仍有人愿意拉住我一把吗？

临界点上：谁都可能会崩溃

情绪失控，从来不是精神病人的专利。每一个被视为“正常”的人，在特定环境与长期压力叠加下，都可能走到心理崩溃的边缘。若一个人过度将自我价值寄托于爱情，当关系突然遭遇背叛时，那种毁灭性的失落与羞耻感，足以令理智瞬间瓦解。同样，若一个人把全部身份建立在工作之上，一旦失业或被全盘否定，身份被抽空后的巨大震荡，也可能令人崩塌。

在家庭层面，长期的压抑、冲突、伴侣出轨与信任破裂，都可能累积成无法消化的愤怒与自责。再加上酒精、吸毒、长期失眠，都会影响大脑神经传导物质的平衡，削弱前额叶的调节功能。失控，往往是身心系统早已严重“过载”。

换位思考：悲剧角色在流动

精神健康，并非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一条持续流动的光谱。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并会随着生命处境而移动。我们都可以是悲剧中的不同角色。

我也许是那个行凶者，在忽视、冷暴力或羞辱中长大，从未学会爱和被爱；我可能是他的家人，背负着内疚、羞耻与无力，夹在爱与罪之间；我也可能是旁观者，用指责与标签来安抚自己的不安。精神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关注的集体课题。

隔岸观火：高压土壤响警号

香港心理卫生会指出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友少于总病患人数的5%，且通常是因为缺乏适当治疗。绝大多数的精神病友其实是内向、被动且善良的。死者叔叔形容死者“佢本来好乖，但系啲神经问题”。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医管局新症轮候时间极长，部分联网轮候需要两年。这反映了社会对精神健康的支援严重不足。

当一个人感到集体沮丧、无奈与迷失，却找不到出路与协助时，悲剧发生的风险便会增加。如果我们选择隔岸观火，告诉自己“这只是个别事件”，悲剧只会不断重演。社会心理学的“旁观者效应”，提醒我们关于“集体冷漠的共谋”，悲剧往往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源于集体冷漠、逃避社会责任。

重建连结：从冷淡转向承担

面对悲剧，我们并非无能为力。真正的改变，始于愿意承认“我也是其中一份子”。觉察自身的脆弱，不再逞强，懂得在需要时求助；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份聆听和同理，少一份说教和批判。辅导学提醒我们，行为背后往往藏着未被听见的需要。

我们值得把精神健康视为每个人的共同责任，支持制度性的改善，让求助不再漫长而孤单。学习陪伴，而非急于修理。善恶往往存在于日常微小的选择之中。我们都可能情绪失控，也可以选择承载彼此的脆弱。当我们看见自己与悲剧的距离，愿意放下标签，方能一起共建温柔而坚韧的社会，接住每一个正在下坠的灵魂。

作者周华山博士是慈善机构“自在社”创办人，曾在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社会学与心理分析，著书3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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