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李颕彰

在探讨当代国际关系的深层结构时，必须重新审视那份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若结合最新的地缘政治动态，特别是针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及其相关战略报告，不难发现，华府正试图重启并强化这项古老的政治遗产。这不仅仅是针对委内瑞拉或格陵兰的单一地缘博弈，而是一种更为宏大的战略回归。

霸权的基因

在主流历史叙事中，“门罗主义”常被修饰为美洲大陆反抗欧洲殖民的防御性盾牌；然而，若以严谨的学术视角剖析，其本质实为美国统治精英为确立区域乃至全球霸权所构建的一套极具弹性的法律解释体系，亦即“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雏形。

追溯至19世纪初，这项主义的诞生并非源于实力的自信，而是源于对自身“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宗教式执着。1823年，面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威胁，以及沙俄在北美西北部的扩张，时任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发表了著名的国情咨文。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曾主动提议英美发表联合声明，利用英国皇家海军的制海权共同抵制欧洲列强。然而，在国务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的极力主张下，美国拒绝了这份盟约。

亚当斯敏锐地意识到，若与英国结盟，美国将沦为英国战略轨道上的附庸，这违背了开国元勋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关于避免“永久性同盟”（Permanent Alliances）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祖训。华盛顿曾在卸任告别演说中确立了外交政策的基调：避免卷入欧洲的纠纷。然而，美国意欲建立的并非真正的中立，而是一个排他性的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换言之，美洲必须是“美国人的美洲”，而非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世界的共有地。

门罗的变异

“门罗主义”的演变史，实则是一部美国利用国内法理凌驾于国际公法之上的扩张史。早在1817年，即“门罗主义”正式提出前夕，积逊将军（Andrew Jackson，1767-1845）便在佛罗里达危机中展示了这种行事逻辑。他超越了联邦政府的授权，以军事手段制造了“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强行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战略要地。这种“先斩后奏”的模式，随后被门罗政府通过外交手段追认合法。这揭示了一个深层的法律现实：在美国精英眼中，国际条约的约束力远低于国家利益的扩张需求，法律往往只成为事后为军事征服进行辩护的工具。

经济因素在“门罗主义”的异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819年的经济大恐慌暴露了美国早期资本积累的脆弱性，土地投机泡沫的破裂迫使统治阶层寻求外部资源来缓解内部矛盾。这种向西扩张的冲动，在第11任总统波尔克（James K. Polk，1795-1849）手中转化为赤裸裸的领土掠夺。波尔克在1845年提出的推论，将“门罗主义”的防御性修辞转化为进攻性的“开战理由”（Casus Belli），直接导致了美墨战争及随后大片领土的并吞。至此，“门罗主义”已不再是保护美洲国家免受欧洲侵略的盾牌，而是美国在西半球实施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的利剑。

随着19世纪末美国工业实力的飞跃，“门罗主义”的法理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异。1895年，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1835-1917）在介入委内瑞拉边界纠纷时，提出了震惊外交界的“奥尔尼推论”（Olney Corollary）。他公然宣称美国在西半球拥有实际的主权，其命令即为法律。这声明标志着美国正式将拉丁美洲视为其后院，并单方面赋予自身在该区域的仲裁权。随后，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更进一步，通过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权”（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的地位。这种“巨棒外交”（Big Stick Diplomacy）将干涉主义制度化，使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在法理上沦为一种“受限主权”，必须服从于华府的战略偏好。

历史的重演

这种霸权逻辑并未随冷战结束而消亡，反而在当代地缘政治中出现了危险的回潮。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军在总统特朗普的授权下，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逮捕总统马杜罗并将其押解回美。这看似突发的军事冒险主义，实则是对1989年“正义事业”（Operation Just Cause）的精确历史复刻。

当年12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 W. Bush，1924-2018）批准了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周内投入27,000名美军进攻巴拿马，推翻了该国总统诺列加（Manuel Noriega，1934-2017）。当年诺列加在梵蒂冈大使馆寻求庇护十余日后，正是在1990年1月3日向美军投降。诺列加随后被引渡至美国，经历漫长的刑期后最终在保外就医期间离世。这预示了马杜罗结局亦将如出一辙。

另外更值得批评的是“制造共识”的运作机制：回顾当年，尽管联合国发表了谴责决议，但这些外交辞令最终都沦为无实质约束力的杂音。反观美国媒体当时在巴拿马进行的民调，竟显示有高达92%的当地民众支持美军入侵，而美国本土的支持率亦超过70%。这种通过媒体操控实现的舆论合法化，极有可能在此次的委内瑞拉危机中重演，导致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喧嚣中不了了之。

价值的背叛

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显示，所谓的“特朗普推论”（Trump Corollary）或“新门罗主义”，本质上是试图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重新固化一个封闭的、由美国独断专行的西半球安全体系。这种做法与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基石应当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对话协商。美国这种将“西半球”视为私有领地的行径，不仅是对国际法理的公然践踏，更与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追求的是零和博弈与绝对安全，后者则强调互利共赢与开放包容。美国试图将“西半球”的概念无限泛化，无理排斥新兴大国在该区域进行正常的经贸合作，将其安全边界推至任何其海军力量所及之处，这无疑是对人类共同发展权益的剥夺。

在此脉络下，关于美国可能控制格陵兰的讨论，绝非无稽之谈，而是“门罗主义”逻辑延伸的历史必然。早在1940年代，罗斯福政府便曾将格陵兰和冰岛纳入“西半球”的防御范围。在北极航道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的今天，格陵兰已成为美国维持北大西洋制海权的关键节点。

“并购”变“征服”

事态的潜在升级可能始于丹麦与美国一场刚完结的关键会谈。面对美方鹰派人物，丹麦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最后通牒。据报，美方摒弃“并购”（Acquisition）等商业术语，转而使用带有强烈帝国主义色彩的词汇——“征服”（Conquer）。美方声称，为了应对中俄在北极圈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以及高超音速导弹的潜在威胁，必须在格陵兰部署全覆盖的中程拦截系统，并依据“防卫性现实主义”单方面接管该岛治权。这种逻辑与二战前夕轴心国以“生存空间”为由进行扩张的行径如出一辙：即指责受害者无力自卫，从而赋予侵略者“代为管理”的合法性。

这种极端的单边主义势必引发西方阵营内部的严重危机。面对美国的领土觊觎，欧洲核心国家如德国和法国以及新加入北约的瑞典，立刻采取行动维护欧洲的主权完整。当瑞典的首个重大军事任务竟是防范北约盟主美国，当德法两国的军事介入标志着“欧洲军”概念的实质落地，北极圈将从冷战时期的对峙前线，转变为西方盟友间的博弈场。

文明的深渊

美国驻冰岛大使亦发出威胁，暗示冰岛可能面临成为“美国第五十二州”的命运。这种视主权国家为私有财产、视盟友为附庸的行径，彻底撕下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后遮羞布。

综观历史长河，“门罗主义”的本质从未改变，它是一套服务于美国资本扩张与地缘控制的现实政治工具。从早期的领土并吞到现代的长臂管辖，美国统治精英始终致力于构建一个等级森严的国际秩序，其中美国处于金字塔顶端，享有不受制约的行动自由。这种以邻为壑、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主权沦丧之上的做法，暴露了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虚伪性。当“并购”变成“征服”，当“防御盟友”变成“防范盟友”，“特朗普推论”不仅没有让美国更安全，反而将其推向了与整个文明世界对立的孤立深渊。这场围绕冰雪荒原的潜在争夺，或许将成为“美式和平”终结的历史注脚。这亦深切地提醒国际社会：真正的稳定不应建立在单一霸权的肆意妄为之上，而应回归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尊重主权与多元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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