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李颕彰

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幕极具荒诞色彩却又令人不寒而栗的戏码，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一种近乎商业并购的姿态，抛出一份名为“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的章程，这不仅是对现行国际法体系的公然挑衅，更标志着“美式霸权”已从昔日的价值观输出，堕落为赤裸裸的政治勒索。这份章程的文本细节与其背后的运作逻辑，揭示了一种将国际公法私有化、将外交关系契约化、将主权国家会员化的危险倾向。其本质是试图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之外，僭建一个由单一强权主导、缺乏制衡且高度排他性的私人俱乐部，这种“地产式外交”的闹剧背后，折射出的是华盛顿决策圈子在面对美国全球影响力衰退时的焦虑与战略误判，以及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资本贪婪面前的彻底崩坏。

国际公法被私有化

细读这份被冠以“和平”之名的章程，最令人咋舌的莫过于其对权力结构的设计，完全背离现代法治与民主的基本精神，章程第三章第二条及第三条明文规定，特朗普本人将担任“终身主席”（Inaugural Chairman），并拥有指定继承人的绝对权力，这种设计在法律性质上更接近于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或家族企业的继承权，而非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

在当代国际法理中，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源于成员国的主权让渡与平等协商，其行政首长的任期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以防止权力滥用，然而该“和平委员会”却将“主席”一职神圣化、终身化，甚至赋予其对所有附属实体的生杀大权及对执行委员会决策的绝对否决权，这无疑是在国际政治中复辟“朕即国家”的独裁逻辑。这种赤裸裸的权力垄断，不仅是对美国长期以来标榜的民主制衡原则的自我否定，更是对所有受邀参与国主权尊严的极大冒犯，因为一旦加入该组织，成员国的地位将不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是沦为向“终身主席”效忠的附庸，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注定了该组织无法产生真正的国际公信力。

金钱外交的阶级筛选

更为露骨的是该组织运作模式中的金钱至上主义，章程第二章第二条关于“永久会员”资格的条款，规定成员国若在首年缴纳十亿美元现金，即可豁免三年任期限制并获得永久席位，这种“明码实价”的入会制度，将神圣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彻底庸俗化为一场昂贵的金钱交易。

在传统的国际多边机制如联合国中，会费的分摊是基于各国的经济能力与支付能力原则（Capacity to Pay），体现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旨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然而“和平委员会”的十亿美元门槛，本质上是外交勒索与阶级筛选，它将财政困难但急需和平保障的弱小国家拒之门外，同时为富裕国家提供了一条购买政治影响力的绿色通道。这种做法将国际关系退化为“付费玩家”与“免费试用者”的区别，不仅严重违反了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更将导致国际正义的分配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实力而非道义的准则，这无异于是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了一个实行由财阀统治的“国中之国”。

架空联安的平行机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审视，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显然是为了架空联合国安理会而精心设计的平行机制，尽管其表面上声称是为了更“灵活高效”地解决冲突，但章程第一章关于其职能范围的模糊表述，即介入“受冲突影响或威胁的地区”，实际上赋予了该组织无限扩张的长臂管辖权。

这种绕过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机制、试图另起炉灶的做法，等同于架空了二战后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联合国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于其广泛的代表性与经过数十年磨合的程序正义，尽管效率时受诟病，但它是人类文明避免重蹈世界大战覆辙的唯一公认平台。而今特朗普试图建立的这替代性机构，缺乏国际法的法理依据，其决策过程完全取决于主席的个人意志与少数付费会员的利益交换，这将极大增加国际冲突解决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与风险。当一个超级大国开始带头破坏其亲手参与建立的国际规则，转而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私有化的霸权工具时，这标志着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危机，世界恐将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

借加沙废扩权力版图

这场闹剧的荒谬性还体现在其对具体地缘冲突的投机性利用上，该委员会最初是以管理加沙战后局势为名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某种形式背书，但在随后公布的章程全文中，关于加沙的具体安排却只字未提，反而将触角伸向了全球所有潜在冲突区域。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手法，暴露了发起者并非真心关注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是将加沙的废墟作为扩张自身权力版图的跳板，章程中缺乏巴勒斯坦代表的席位，以及在相关小组中引入与以色列关系复杂的商业利益相关者，进一步证明了这并非一个寻求公正解决方案的政治实体，而是一个旨在瓜分战后重建利益的商业联合体。这种将人道主义危机转化为商业契机的冷血逻辑，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可能因为外部利益集团的介入而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将战乱地区变成国际资本的角力场，让当地人民在战火之后继续遭受经济殖民的双重剥削。

称霸全球的财富收割

对比之下，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安全观与发展观：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日趋内卷化与排他性的霸权逻辑，另一种则是新兴大国所倡导的、基于共同发展与互联互通的共赢理念。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代表了前者的极端形态，即通过制造焦虑、设立门槛、收取“保护费”来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其本质是汲取性的，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而是试图通过垄断安全供给来收割全球财富，这种模式反映了霸权衰落期的病态心理，即在无法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获得领导力时，转而诉诸于胁迫与交易。

相反，真正负责任的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往往着眼于解决冲突的根源即贫困与发展滞后问题，通过推动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自由化、搭建平等对话平台来消除战争的土壤，这种做法不设立昂贵的入场券，不要求出让主权尊严，而是强调发展战略的对接与文明的互鉴。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靠金钱堆砌的军事同盟或政治会所只能维持短暂的利益捆绑，而基于共同命运与实体经济合作的伙伴关系才能经受住时代的考验。

粗暴直接的敛财手段

进一步剖析这种“会所式外交”的财政动机，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的美国国家信用危机，在美国国债规模不断膨胀、国内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这种向盟友及其他国家直接索取巨额现金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全球征税。过去美国通过美元霸权与军事存在间接获取铸币税，维持其全球帝国的运转，如今这种隐蔽的剥削机制似乎已难以为继，迫使其不得不撕下“自由世界领袖”的伪装，转而采用更为粗暴直接的敛财手段。这十亿美元的“入会费”，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天文数字，甚至可能迫使其陷入新的债务陷阱，或者不得不挪用本应用于民生建设的资金来购买这张虚无缥缈的“安全保单”，这种将自身财政危机转嫁给国际社会的做法，不仅在道德上极其卑劣，在经济逻辑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严重透支了美国剩余的政治信誉，加速了全球南方国家寻求战略自主与去美元化的进程。

从法律文本的严谨性来看，该章程也是漏洞百出且充满了“霸王”条款，例如章程规定成员国必须在国内法律权限内支持委员会的运作，却又模糊了委员会在成员国领土内的管辖权边界，这种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极易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更为讽刺的是，尽管章程宣称要打破旧有机构的失败模式，但其自身架构却比任何现存国际组织都更加缺乏透明度与问责机制，财务条款中仅提及由执行委员会授权建立控制机制，而执行委员会又完全听命于终身主席，这意味着那数以百亿计的入会资金将在一个完全不受外部审计监管的黑箱中运作，这在国际法实践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不禁令人怀疑，这究竟是一个致力于全球和平的国际组织，还是一个打着外交旗号进行跨国洗钱与利益输送的庞大商业骗局，其确立似乎只是为了规避各国国内法律的监管，而非为了承担国际法主体的责任。

坚决抵制新帝国主义

这场闹剧最终将如何收场，或许并不仅仅取决于有多少国家愿意掏出那十亿美元，而在于国际社会是否能够看清这种“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并予以坚决抵制。对于美国欧洲传统盟友而言，加入该组织意味着对自身坚持的多边主义价值观的背叛，是对欧盟战略自主的自我阉割，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更是一场关乎国家尊严与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

如果任由这种将主权商品化、将和平私有化的风气蔓延，那么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将面临解体，国际社会将退化为一个由个别寡头垄断的巨型公司。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在封闭的豪华会所中通过金钱买来的，而是在开放包容的国际大家庭中，通过对话、协商与共同发展一步步构建出来的，那种试图用金钱筑起高墙、用权力垄断真理的做法，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冲刷殆尽，留下的只会是霸权黄昏时分一抹荒诞而苍凉的剪影。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