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区汉宗

2002年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历时二十余年，三千多万字的成稿，近十亿字的参考史料，至今仍未正式出版。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乃至公共舆论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很多人以为是学术能力不足，或史料浩繁难以驾驭，但真正的症结并不在此，而在于“怎么写”的逻辑死结。

清史修纂的困局，折射出的是现代国家构建中三股力量的拉扯：领土法理的现实政治需求、民族记忆的情感张力、以及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挑战。这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即：实事求是、团结史观、人的良知——三者无法同时满足。

笔者将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清史修纂的现实政治意义；二是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的矛盾；三是新清史带来的外部挑战。最后提出一种可能的回应框架。

首先，清史修纂的现实政治意义，涉及清朝版图与现代中国的法统继承。明朝的版图（不含羁縻地区）在东北、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并不完整，而清朝在《尼布楚条约》之后形成了一个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现代中国对西藏、新疆、东北乃至台湾的法理主权，很大程度上是继承自清朝。如果否认清朝的正统性，或将其定义为“殖民政权”，则边疆领土的继承性会出现漏洞。因此，清史必须被定义为中华历史的正统朝代，而非异族入侵。这是基于现实地缘政治的刚需。正如有人所言：“把大清比做殖民政权，那么很多疆域的继承性得不到认可。”

但也有人以印度为例：印度的疆域很大程度上继承自英国殖民统治，但印度并没有讴歌英国殖民者。这说明，领土继承与政权合法性之间并非必然绑定。印度继承的是殖民遗产，但在叙事上强调的是民族独立。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参照：是否可以在承认清朝疆域贡献的同时，批判其统治方式？

其次，涉及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的矛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无法抹去的民族记忆。在辛亥革命时期，清朝被定义为“鞑虏”，推翻它是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但在现代，为了强调“56个民族是一家”，采用了团结史观。这就带来了逻辑上的撕裂：岳飞、文天祥在团结史观下只能被称为“抗金/抗蒙名将”，而非民族英雄；那么清初抵抗剃发易服的史可法、阎应元又该如何定义？更尴尬的是，尚可喜、洪承畴、吴三桂等投降清朝、屠杀同胞的汉人将领，是否也能被翻案为“民族英雄”？

这种认知上的撕裂，让公众感到愤怒与困惑。有人直言：“叛徒就是叛徒，民族英雄就是民族英雄，告诉未来事实是什么，而不是我认为是什么。”如果为了维护清朝的合法性而过度美化其入关手段，就会解构我们抵抗外侮的道德基础。这是细思极恐的逻辑陷阱。

美国汉学界的新清史学派，基于满文档案提出：清朝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汉化，而在于保持“内亚性”。新清史学派强调清朝的“内亚性”，但这一观点存在严重偏差：它过度突出满洲与草原传统，忽视了清朝在入关后迅速吸收、改造并依赖中原制度与文化的事实。清朝的稳定与成功，既源于多元统治策略，也根本依赖汉文化的制度化与合法性建构。

清朝入关后立即恢复并延续科举制度、儒家礼制、律法体系，这些都是汉文化的核心制度。皇帝尊孔、修明史、编纂《四库全书》，这些举措表明清廷主动以华夏文化来稳固合法性。如果仅强调“内亚性”，就无法解释清朝如何在汉地十八省建立持久统治。

将清朝与中国剥离，容易为“满独、蒙独、疆独、藏独”提供理论养分，削弱现代中国的历史合法性。这种学术话语在国际上可能被利用来分化中国的民族认同。事实上，中原与草原的互动并非清朝独有，汉唐时期已有类似现象。清朝不仅保持部分草原传统，也在制度、文化、法律上深度汉化。将两者割裂为“内亚性”与“汉化”的对立，忽视了历史的互渗与融合。

如果清朝完全依赖“内亚性”，为何在乾隆时期仍以汉文典籍为治国核心？满文虽重要，但清朝后期已逐渐边缘化，说明汉化才是维持帝国长久的关键。新清史的论点在时间维度上缺乏解释力，只能说明清初，而无法解释清后期的制度运行。

清史修纂可以采用分层叙事：政治层面，承认清朝的正统性，以维护领土法理；学术层面，揭示清朝的多元性，回应新清史的挑战；情感层面，保留民族记忆的血痕，不抹去屠城与抗争。对人物与事件的评价，则应当多面呈现。例如洪承畴：既是投降者，也是复杂时代的选择者。这种多元评价，既避免单一史观的僵化，也尊重历史的复杂性。

清史迟迟未出版，正是因为决策层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审慎。与其仓促定稿，留下漏洞，不如继续“在修”。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稳妥选择。清史修纂的争议，根本原因不在于史料或学术能力，而在于尚未完成对这段历史的“脱敏”。它离我们太近，近到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仍挂在清史的名下。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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